游情摇头。他想,十一月的这场雨竟是如此漫长。以至于后来他才渐渐忆起。原来只要那个人从身边走过,潮湿的记忆就下了一场淅淅沥沥、永无止歇的雨。还不知道会怎么样暴雨后的室内混杂着消毒水的气味,在此起彼伏的呼喊声里,裹着绷带的伤者们相互搀扶着往前走。危聿挨着身后的墙壁,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周围的人群,这里随处可见成群、围圈而坐的村民们。劫后余生的人们,似乎更倾向于用聊天缓解紧张不安的情绪。他很喜欢这个位置,不仅是因为侧着耳朵就能听见身旁交谈的声音,而且与游情就隔着一面墙,他只要抬眼,就能朦胧地看见那个白色身影的侧脸。这是他记忆里最熟悉的画面,四年前在疏花7区,他们有过短暂的交集——当富力町的城市上空燃起红黑色焰火,服务站的警报器闪烁起危险的灯光,他跟在队伍末端,如同每个警惕的执行员般紧紧地握紧了防暴叉。这是危聿的第一次实战任务,遭遇了大规模爆发的花种,他没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却也不是第一次直面那些丑陋的东西。在他六岁那年,死去的母亲变作花种,不断地叩击着他房间的门。那个时候她已经死去三天了,她瘦极了,攥在一起的手可以看到凸起的青筋,手腕细得好似只剩骨头。危聿坐在房间门口的书桌前,听着门外一声比一声惨烈的呼唤,直到眼泪打湿了故事书,他还记得父亲叮嘱过的话。“千万不要开门,无论是谁在喊你的名字。”他比任何同龄人都要敏感,都要早慧。“花种”的概念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晦涩难懂的,就好像故事书中的“狼外婆”,它也会变作亲人的模样,诱骗天真单纯的小羊开门。冬天的夜晚还有冷风,那个女人还光着脚站在门口,细微的声音像是用什么东西刮擦铁门,发出像猫爪一样的抓挠声,微弱的呜咽飘了进来。在他记忆中,母亲的形象是坚毅的,她是军庭执行部的优秀执行员,勇敢聪慧,身手矫健……所有用来形容她的正面词汇,总不吝啬于身边人的言语中。可对于小小的孩子来说,她只是一个温柔体贴,却很少陪伴自己的母亲。危聿从小就习惯了父母缺失的情感陪伴,却能理解他们的工作,于是努力成为最听话、最守规矩的孩子。父亲总是不满于她在家庭与工作间的权衡,时常指责她不称职。如果她能多关注家庭,那么危聿不会连续吃了两个星期的压缩饼干。如果她能多在意伴侣,那么他不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六十天都见不到她。如果她能像所有传统女性的缩影,那么他们的家庭就不会变得四分五裂。直到钥匙拧开门锁,一声枪响,又是一声……他待在房间里,等到外面只剩下一片寂静。六岁的他,在庭院里看到了父母的尸体。是父亲开枪打死了那个取代母亲的丑陋东西,随后开枪自尽。等到这一切被发现的时候,整座城市已经沦陷。危聿记得那些大人用手捂住他的眼睛,边小声交谈边叮嘱他:“不要看。”那之后他被送进了收容所。因为和某种血清的适配度极为契合,他被投入到试剂研究中,尽管那些惨痛的回忆早已模糊,只剩下记忆里无数挥之不去的阴霾。收容所在沦为深花区的城市里,不过就是一栋纸糊的房子,在短暂成为避难所的那几年之后,他开始了流浪。因为齐先筑和柏安,他们共同在米歇尔公校学习,直到这次特殊的任务——同行的队员们身上都挂了彩,他也不例外。就在与富力町仅仅有一墙之隔的医疗部园区,那是他跟游情初次见面的地方。八月的天本透着毒辣的日光,却不知为什么酝酿了一场雨,空气闷热而潮湿。他们几个人胸前背后都是汗渍,被身上的防护服闷得透不过气,坐在大榕树下的台阶上乘凉。危聿身上的伤口已经被包扎过,额头和唇角还没来得及处理。从里屋出来的却是个极为年轻的男人,看上去同他们年岁差不多,不像其他医护人员般包裹严实,身上只穿了件单薄的衬衣。他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公校的夏季校服,因为做工面料都极为普通,甚至说得上廉价,很少有学生愿意把它穿在身上。可这件衣服穿在眼前男人的身上,却显得极为合身。纤瘦的身体被掐出一截漂亮的腰线,胳膊袖口处简单挽起,细嫩的手指拨弄着棉签,沾上碘伏,在自己唇角轻轻摩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