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第297章 天下大势（第1页）

在嬴政看来，第一个谋士倒算得上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典范。

他知道复国无望，梦想幻灭之后，没有一味沉湎于悲痛或进行无谓的抵抗，而是果断地调转船头，看清了真正有能力结束乱世、一统天下的明主，转而辅佐之。

功成之后，更能激流勇退，不恋栈权位，懂得求一个“留”字以安身，最终得以善终，保全宗族，福泽后代。

于私，他保全了身家性命，乃至后世累代富贵，实现了个人与家族利益的最大化。

于公，他那一身惊世才智，帮助新朝迅速鼎立，天下早定，客观上免去了多少黎民百姓继续在战火中颠沛流离、家破人亡的惨剧？

这份功业，难道小了？

所以，这条路，在嬴政看来，便算不得“空”。

其心中或许确有故国之思的怅惘与遗憾，然比起尸骨无存、宗族俱灭，又或如第二个故事中那般既未能阻止历史车轮、又白白搭上自己性命的结局，已是云泥之别，高明不知凡几。

嬴政的思维，始终带着强烈的结果导向和功业至上。

在他眼中，个人的情感、理想、乃至某些时候的“气节”，在天下大势的浩浩汤汤与他所要建立的亘古未有的功业面前，都是可以冷静衡量、计算得失，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被牺牲、被置换的筹码。

他当然知道第一个故事影射的就是历史上张良原本会走的路。

他觉得，原来那个时空的张良，其最聪明、最可贵之处，恰恰在于他看清了那个“势”。

六国纷争数百年，民心思定，此乃大势。

旧韩国祚已尽，气运已衰，强行复之，便是逆势而为。

在大秦再次乱起来之后，他及时转舵，顺势而行，方能在新朝之船上觅得一席之地，虽不得全志，却也得其实惠，更免了无谓牺牲。

这，是智者之选，是通透之人的生存之道。

至于那汉末的王佐之才，其志或许可嘉，其忠在某些人看来或许可悯，但其行，在嬴政看来，近乎迂腐，其眼，堪称盲瞽。

挟天子以令诸侯，加九锡，晋国公，剑履上殿，赞拜不名……此等手段，虽非堂皇正道，却是权臣迈向至尊之位最清晰不过的阶石，是撕下最后遮羞布的前奏。

他为谋士之首，参赞机要，竟到此时方才如梦初醒？才跑去痛心疾首地劝谏“君子爱人以德”？

在嬴政看来，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他自欺欺人，不愿或不敢看清自己效忠的主公那日益膨胀的野心和赤裸裸的真面目，宁愿沉浸在自己“匡扶汉室”的幻梦与道德优越感中，直到冰冷的现实一巴掌把他扇醒。

要么，便是他虽有处理具体政务、出些计谋的小智，却无洞察人心幽暗、把握历史走向的大略，识人不明，更看不懂权力场上那些血淋淋、赤裸裸的、不成文的法则。

至于空食盒，嬴政甚至觉得，其主已算是念在旧情份上，留了情面，给了他一个体面的、自我了断的选择和最后的尊严。

若是在他的大秦朝堂，出现这等心怀二志、明确阻挠天下一统进程、对抗中央权威之人，岂容其一杯毒酒自尽便可了结？

所以，在嬴政的价值评判里，那位汉末谋士的悲剧，根源在于理想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在于对效忠对象本质判断的致命失误。

更在于未能彻底认清当旧秩序已然无力回天、彻底崩溃时，所谓的忠诚若不能转向服务于新的、强有力的秩序建立者，那么这份忠诚便一文不值，甚至是取死之道。

他为旧朝殉葬，看似忠烈，实则无谓。

既不能阻止新朝鼎革的历史进程，亦不能保全自身与家族，更未能真正挽回汉室倾颓于万一。

空留一个忠名，于历史何益？于生民何益？

不过成就了后人几声叹息，或供某些不识时务者引为同调罢了。

今日观张良的执念之深，类于第二人，但其心性之敏，审时度势之能，或近于第一人。

让他去见韩王，便是要砸碎他心中那点残存的、关于旧韩国和旧韩王的、最后也是最顽固的虚幻执念，将血淋淋的现实摊开在他眼前。

这是最后的考验，也是最后的通牒。

若他见后，仍冥顽不灵，那便是第二类迂腐不堪之辈，虽有才，亦不可留，至少绝不可予其接近权力核心的重任。才华越高，危险越大。

若他能如留侯般，虽存故国之思，却能认清大势，转而将才智用于大秦，为天下计，为苍生计……他可以给张良机会。

不仅是惜才，更是一种对“势”的自信，对自己所建立的新秩序的自信。

他相信，在铁一般的现实和广阔的未来面前，一个真正聪明的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嬴政最终看向璇玑：“你这两个故事，讲得很好。不仅说与张良听，亦让朕更明白这些才智之士心中曲折。驭人之道，在于知人，亦在于造势。大势在我，何愁贤才不附？附之，则当使其才为我所用，心向朕之天下，而非纠结于已逝之幻影。”

他这番话，既是对璇玑机智的肯定，更是帝王心术的一次流露。

在他心中，个人的理想、情怀，终究要纳入历史的洪流与他所定义的“天下大势”之中，被衡量，被取舍，甚至被重塑。

而他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征伐六国，还是此刻对待张良，都是为了塑造那个他心目中亘古未有、不容置疑的大势。

在这个“大势”面前，一切个人情感的挣扎，最终都显得微不足道。

要么顺应，要么被碾碎。

这便是嬴政的逻辑，冷酷，清晰，且无比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