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8年,”周远志说,“我二十岁,刚当上公社的文书。那座房子是我的办公室,也是我的宿舍,也是我结婚的新房。”
隆复生翻到下一张。还是周远志,站在一片麦田里,手里拿着一把镰刀,脸上全是汗,但还是在笑。
“那是1982年,农村刚包产到户,我自己种的麦子,收成不错,高兴。”
他一张一张翻下去。周远志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从土坯房到办公楼,从麦田到会议室,从笑到不笑。翻到最后一张,是现在的周远志,站在办公室那面书墙前面,脸上没有表情。
“你现什么了吗?”周远志问。
隆复生想了想,说“你以前会笑。”
“我以前会笑,”周远志点点头,“后来不会了。为什么?因为我从麦田走进了办公室,从一个种地的变成了一个管人的。管人的,不能笑。笑了,人家就觉得你好说话。”
他顿了顿,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天。
“你问我什么是真的?这些照片都是真的。但哪一个周远志是真的?二十岁的?三十岁的?还是现在的?我也不知道。”
隆复生站在他身后,手里还拿着那些照片。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照片上,那些黑白的笑容像被镀了一层金色。
“天罗那个方案,”周远志说,“我不要你拍高楼大厦,也不要你拍夜景灯光。我要你拍这个城市里的人。他们是怎么活的,是怎么笑的,是怎么哭的,是怎么老的。拍真实的。”
他转过身,看着隆复生“你能拍出来吗?”
隆复生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试试。”
六平常心
隆复生带着一个三人小组,开始在滨海市的大街小巷转悠。
他们没有剧本,没有计划,走到哪儿拍到哪儿。第一天,他们在早市上拍了一个卖菜的老太太。老太太凌晨三点起床,骑着三轮车从二十公里外的郊区赶来,在早市上蹲了五个小时,卖了一百二十三块钱的菜。记者问她“累吗?”她说“累。但习惯了。”
第二天,他们拍了一个送外卖的小哥。小哥一天送了六十七单,从早上七点跑到晚上十一点,跑了二百三十公里,挣了四百块钱。记者问他“想过不干吗?”他说“想过。但不干这个,干什么?房贷要还,孩子要上学。”
第三天,他们拍了一个环卫工人。工人凌晨四点起床扫街,扫了三十年,手上的茧子比鞋底还厚。记者问他“这三十年,扫了多少条街?”他说“没数过。反正扫干净就行。”
第四天,他们拍了一个在公园里拉二胡的老人。老人退休以后没事干,每天来公园拉二胡,拉得不好,但拉得很高兴。记者问他“为什么高兴?”他说“因为不用想事。一拉二胡,什么事都不用想。”
隆复生坐在剪辑室里,看着这些素材。那些面孔一张一张从他眼前滑过——卖菜的老太太,送外卖的小哥,扫街的环卫工人,拉二胡的老人。他们的脸上都是灰扑扑的,有汗渍,有皱纹,有疲惫,有麻木。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看着他们,心里忽然有一点踏实的感觉。
助理凑过来问“隆总,这能行吗?这跟天罗的主题也不搭啊。”
隆复生没有回答。他盯着屏幕,屏幕上正放着那个拉二胡的老人。老人的眼睛闭着,脸上的皱纹随着二胡的节奏一抖一抖的,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
“我觉得行。”他说。
周五下午,他把剪好的片子送到周远志的办公室。片子不长,只有十五分钟。没有解说词,没有背景音乐,只有那些面孔,那些声音,那些街头的嘈杂。
周远志看完了。沉默了很久。然后他问了一句话“你觉得这个片子叫什么名字?”
隆复生想了想,说“叫《天罗》。”
周远志看着他,眼睛里又有了一点波动。
“为什么?”
“因为网里的鱼,就是这些人。”隆复生说,“他们在网里活着,在网里老去,在网里死去。但他们不知道自己在网里。他们只是活着。”
周远志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不对。他们知道自己在网里。但他们选择活着。”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隆复生。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从纪委调到文旅局?”
隆复生说“不知道。”
周远志沉默了一会儿,说“因为在纪委,我看了太多人性恶的一面。看了二十年,看得我快不相信这世上还有好人了。我想换一个地方,看看能不能看到一点人性善的一面。”
他转过身,看着隆复生。
“你给我看的这个片子,让我看到了。”
隆复生站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七松风吟
天罗的项目,通过了。
老羊把隆复生叫到三十八楼办公室,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茶。茶汤还是金黄色的,还是上好的金骏眉。但这一次,老羊没有坐回他那张巨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而是坐在隆复生对面。
“你变了。”老羊说。
隆复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很香,香得有点不真实。
“变了什么?”
“以前你是往上爬的人,”老羊说,“现在你是往下走的人。”
隆复生愣了一下,然后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