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来的时候,以为自己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阳光从没拉严实的窗帘缝隙里挤进来,在白色的床单上画出一条细细的光线。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外机嗡嗡的低响,像某种古老的、不知疲倦的心跳。我的头很疼,太阳穴一跳一跳地胀着,嘴里是那种睡了太久之后才会有的苦涩味道。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那上面有洗衣液的味道,清淡的、人工合成的薰衣草香。
然后我想起来了。
或者说,我以为我想起来了。我是陈默,歌手,三十一岁,住在上海。昨天——或者更早之前——我了一条关于盲道撞人事件的微博,后来现那条视频可能是摆拍的,然后我去城南找了林晓,然后在出租车上收到了那些备忘录里的文字,然后一切开始溶解。
那些事情真的生过吗?
我猛地坐起来,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亮起来的那一刻,我的心跳漏了一拍——锁屏壁纸上什么都没有变,是我在录音棚里拍的那张照片,调音台上散落着几页谱子和一杯已经凉透的美式。日期显示的是2o26年5月18日。我愣了两秒钟,然后意识到一件让我头皮麻的事情昨天——或者说我记忆中那个“昨天”——是五月十七日。也就是说,如果我记忆中的那些事情真的生过,它们就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也就是说,此刻的我和那个在城南汽修店蹲下来和林晓说话的陈默之间,只隔了一个睡眠的距离。
我打开微博。
热搜第一是一条娱乐新闻,某个流量小生的绯闻。热搜第二是社会新闻,南方某省的洪水灾情。热搜第三是——“陈默”。
我点进去。
第一条是我昨晚的一歌的宣传视频,点赞十几万,评论大几千,全是歌迷在说“好听”“期待新专辑”“哥哥好帅”。一切如常,像什么都没生过。我往下划了划,又划了划,试图找到那条关于盲道撞人事件的任何蛛丝马迹。没有。没有那条视频,没有我的那篇微博,没有上千万的转,没有林晓哥哥在我经纪公司门口哭泣的照片,没有任何关于“盲人女孩”“电动车撞人”“全网人肉”的话题。什么都没有。
像一块被格式化的硬盘。
我不死心,在搜索栏里打上了那个视频里最刺耳的那句话——“死了也活该”。搜索结果里只有一些不相关的闲聊和段子,没有任何一条和那个视频有关的内容。我又搜了“盲人电动车撞人”,出来的是几年前的旧新闻,没有一个和昨天的记忆对得上。
我坐在床边,光着脚踩在凉凉的地板上,把手机举在面前,一页一页地翻着那些搜索结果。每一页都像一堵墙,都在对我说你记错了,那些事情没有生过,你是做了一个梦。可我知道那不是梦。因为梦不会有那些细节——那个银色挂件在路灯下闪烁的频率,林晓工装上机油的纹路,那条巷子里碎石子硌在鞋底的感觉,那口哨声的每一个音的高低长短。梦是模糊的,边界是毛茸茸的,而我的这段记忆清晰得像一把刚刚开过刃的刀,每一个细节都锋利得能割破手指。
除非那段记忆本身就是一条精心剪辑过的视频。
这个想法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我猛地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圈,然后停在那面挂在墙上的穿衣镜前。镜子里的人面色苍白,头乱得像鸟窝,眼睛下面挂着明显的黑眼圈,看起来像一个连着熬了好几个大夜的程序员,而不是一个应该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歌手。我盯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看了很久,那双眼睛也盯着我,我们像两个互相打量的陌生人。
然后我看到了一样东西。
我的脖子上,靠近锁骨的位置,有一个比米粒还小的红点。不太像是蚊子咬的,因为中间没有那个白色的凸起;也不太像是过敏,因为皮肤表面是平滑的。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针眼。
我伸手摸了摸那个红点,不疼,不痒,像是早就已经愈合了,只留下一个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痕迹。我用指甲掐了掐,皮肤泛白又恢复血色,那个红点始终在那里,不增不减,像一个耐心的、无声的标记。
我不知道那个红点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脖子上的。我甚至不确定它是不是一直都在那里,只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但在这个时间点上,在经历了那些事情之后,在这个所有关于那条视频的记忆都像被格式化了的世界里,这个比米粒还小的红点,是我唯一能找到的、所有那些事情真实存在过的物证。
我的手机响了。
是大梁。我没有立刻接,让那个铃声在房间里响了三声、四声、五声,然后划开了接听键。
“默哥,你今天状态怎么样?下午两点有个采访,《娱乐星干线》的,记得吧?就聊新专辑的事,不用聊别的。他们主编跟我保证了,问题都是提前对过的,没有坑。”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清了清嗓子,声音听起来不像自己的“大梁,我问你个事。最近网上有没有一条视频,就是一个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电动车撞了的那种?”
电话那头安静了大概两秒钟。大梁的声音听起来很困惑“什么盲人女孩?什么电动车?默哥你是不是没睡好?要不要我把采访推到明天?”
“没有。没什么。我就是随便问问。采访照常,我下午过去。”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扔在床上,整个人重重地坐回床沿。大梁不记得。没有任何人记得。那条视频从来没有存在过,我的那篇微博从来没有出去过,上千万人的愤怒和转和谩骂和人肉,全部都是我的幻觉。不,不是幻觉,是被擦除的。有人在我睡着的时候,把那条视频从互联网上擦掉了,把我的记忆从所有人的脑子里擦掉了。他们用了什么方法?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和我脖子上的那个红点一样小,一样不起眼,一样隐藏在我找不到的地方。
我站起来去洗漱的时候,在浴室镜子里又看到了那个红点。我把衣领往下拉了拉,想看得更清楚一些,然后我现了一件事——那个红点的位置,恰好是我在出租车里失去意识之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所聚焦的位置。我记得在出租车里,当一切开始溶解的时候,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刺入了我的脖子,很轻微,像被蚊子叮了一下,但那时候我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幻觉了。现在我知道了。那不是幻觉。有人在出租车里,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在我被备忘录里的那些文字搅得心神不宁的时候,给我注射了什么东西。也许是某种药物,某种可以擦除记忆的、可以让人分不清梦境和现实的药物。也许那个红点就是证据。
但也许它只是一个蚊子包。
我分不清了。我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值得相信的证据,什么是我的大脑为了对抗虚无而自行捏造的东西。这就是最恐怖的地方——当你开始质疑自己的感知,你就会永远困在这个质疑里,因为你没有任何办法证明你的感知是真实的。你不能跳出自己的身体去看你自己的大脑,你不能用一个外部的标准来衡量你自己的记忆。你只能相信你自己,而你此刻最不信任的,恰好就是你自己。
洗漱完毕,我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白色T恤,黑色牛仔裤,把那件灰色连帽卫衣扔进了洗衣篮里。出去采访之前,我做了一件以前从来不会做的事情——我拿了一个创可贴,贴在了脖子上那个红点的位置。不是为了遮瑕,是为了让自己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创可贴的胶布贴在皮肤上,有一种微微的、持续不断的拉扯感,像一个不会消失的提醒你记得的那些事情是真的,你没有疯。
下午一点的上海,阳光很好。我坐在经纪公司的保姆车里,看着窗外的街景慢慢地往后移。这座城市看起来和昨天一模一样,和前天一模一样,和任何一天都一样。淮海路上人来人往,南京西路的奢侈品店门口排着队,静安寺的金顶在阳光下闪闪光。所有人都很正常,都很忙,都在过自己的日子,没有人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过一条两分钟的短视频,它在一夜之间点燃了上千万人的怒火,然后又在几个小时内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蒸了。
我在想,如果这一切真的生过,那么那条视频的制造者们为什么要擦掉它?他们不是应该巴不得它永远留在互联网上吗?一条两分钟的、引爆了全网情绪的视频,它的商业价值是不可估量的。那个银色挂件的品牌曝光,那个mnet机构的流量收益,那些隐藏在幕后的操盘手们能够从这个项目里榨取的利益,足够让他们在上海买下一整栋楼。他们为什么要放弃这一切?
除非——他们得到的比这一切更多。
车门被拉开了。大梁探进头来,笑得像个弥勒佛“默哥,到了。今天状态不错,气色挺好的。”
我下了车,跟他走进一栋写字楼。电梯里全是人,我戴着口罩和棒球帽,缩在角落里,没有人认出我。电梯在十二楼停下,我们走进一间不大不小的演播室,灯光已经架好了,摄像机位摆了两个,一个对着采访区的沙,一个对着背景板上的新专辑海报。一个梳着马尾辫的年轻女孩迎上来,自我介绍说是《娱乐星干线》的主编,姓周,说话的声音又甜又脆,像刚切开的西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