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那扇窗户看了整整四十分钟。
不,也许更久。手机屏幕暗了又亮,亮了又暗,时间在我身上像一层结了冰的河面,停滞了,凝固了。我蹲在地上,后背抵着沙,膝盖抵着胸口,用一种几乎是要把自己缩进骨头里的姿势待了很久。窗帘已经被我扯下来了,窗外的阳光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已经偏西,从原来照在地板上的那一大块变成了细细的一条,像一柄金色的刀片,慢慢划过房间的地面,最后消失不见。
那口哨声没有再响起。
我把手机举到面前,又翻了一遍私信记录,又翻了一遍,又翻了一遍。没有。那条消息蒸得干干净净,连截图都来不及截——或者说,就算我截了图,又能怎样?一个字母数字组合的僵尸号,了一条似有所指又什么都没有说清楚的消息,然后在几秒钟内自我销毁。这算什么?威胁?警告?还是某种精准投放的、专门用来击溃我心理防线的表演?
表演。这个词现在像一个生了锈的钩子一样挂在我脑子里,每想一次就剜下一块肉来。
我终于站起来的时候腿是麻的,像无数根针同时在扎我的血管。我扶着墙慢慢地走到窗边,往外看了一眼。楼下的马路很安静,下午三四点钟的小区里没什么人,只有一个遛狗的老太太坐在长椅上晒太阳,一只橘猫从灌木丛里钻出来又钻回去,远处有几个工人在修剪绿化带的冬青。一切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正常得像一幅被精心摆拍过的照片。
我忽然觉得这个想法本身就很恐怖。当一个人开始把所有正常的事物都看成潜在的摆拍时,说明他的整个世界已经被那个东西污染了。那条两分钟的视频像一瓶墨水,倒进了我认知的水池里,搅浑了一切清澈的东西,从此以后我再也分不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生过的事情,什么是为了让我看到而被刻意安排好的场面。
我拿起手机给大梁打了电话。响了三声,他接了,声音压得很低“默哥,我这正跟律师开会呢,怎么了?”
“大梁,你还记不记得,上周你让我帮你选的那家餐厅,你和你老婆结婚纪念日那顿饭,是哪家?”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秒。大梁有点莫名其妙地笑了“你问这个干吗?淮海路那家日料啊,你不是还给我推荐了他们的主厨套餐?”
“那家餐厅叫什么名字?”
“默哥,你没事吧?”
“叫什么?”
“……青木。”
我挂断了电话。
青木。对,是青木。我上周确实给大梁推荐了那家日料,因为我上个月刚去吃过,和金枪鱼中腩一起上来的还有那个主厨亲自送的一小碟渍物,他说是腌了三个月的芜菁,脆生生的,带着一股柚子醋的清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我是一个人去的,坐在吧台最左边的位置,右边是一对情侣在拍照,头顶的射灯把盘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照得像艺术品。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是我前女友的生日,我以前每年这天都会和她一起去吃顿好的,分手之后这个习惯变成了一种自虐式的仪式,我一个人吃,一个人喝,一个人走回家,一个人躺在黑暗的床上睁着眼睛等天亮。
我能记住这些事。我的记忆没有出问题。
那条私信呢?那条私信是不是真的存在过?我真的看到了那行字吗?还是说我在极度的精神压力下产生了幻觉?我用力地捏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疼。疼痛是真实的,此刻的房间是真实的,窗外的夕阳是真实的,手心里因为出汗而湿漉漉的触感也是真实的。但我凭什么相信这些“真实”?如果我连一段自己亲眼看到的文字都不敢确信它存在过,我还能确信什么?
我打开衣柜,翻出了一件黑色的连帽卫衣,一顶灰色的棒球帽,一副出门几乎从不会戴的墨镜。我把帽檐压到最低,墨镜推到鼻梁上,站在玄关的穿衣镜前端详了自己三秒钟。镜子里的人看起来像一个拙劣的模仿犯,一个试图扮演“普通人”的公众人物,伪装程度大概只够骗过一个三岁小孩或者一个完全不关心娱乐新闻的路人。但也够了,城南汽修店那种地方,应该没有人在意来修车的人长什么样。
出了小区,我拦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说了城南汽修一条街的地址。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大白天戴墨镜的造型有点奇怪,但没多说什么,一脚油门把车汇入了晚高峰前的车流里。上海的马路在下午四点多的时候已经开始堵了,我们被夹在两辆公交车中间,慢慢地往前挪,窗外的街景以一种令人焦虑的度往后退。
我的手机一直在震。各大媒体的采访邀约像雪片一样飞来,有人在微信群里a我,有歌迷在话里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因为今天一整天都没有上线。我把手机翻了个面扣在腿上,让那些震动通过牛仔裤的面料传进我的皮肤,一下一下的,像某种催促的、不肯停歇的心跳。
忽然之间,震动停了。
不是安静的那种停,是那种——像一个正在说话的人突然被掐住了喉咙——那种戛然而止的、不自然的停顿。我翻过手机,屏幕亮着,信号满格,没有任何异常。但所有的新消息提醒都消失了,微信、微博、短信,所有的应用都安安静静的,像是有人在我和整个世界之间拉下了一道隐形的闸门。
然后那条消息来了。
不是微博私信,不是微信,不是短信。是手机自带的、我从来没有用过的、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打开的那种原始备忘录应用里,凭空出现了一段文字。
手机就放在我腿上,我亲眼看着备忘录的图标上跳出了一个红色的角标“1”,像一颗小小的、刚刚从伤口里渗出来的血珠。我盯着那个角标看了大概五秒钟,出租车在路口等红灯,收音机里放着一我不知道名字的老歌,司机在前座跟着旋律轻轻地哼。那个备忘录角标安安静静地待在屏幕的一角,不闪不灭,像一个耐心的、笃定我会点开的邀请。
我点了。
备忘录里只有一行字“陈默,你确定你真的看到那条私信了吗?”
我的手指悬在屏幕上方,一动不动。车窗外有洒水车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旋律慢慢地开过去,水雾在夕阳里画出了一道短短的半圆形的彩虹。收音机里的老歌放完了,司机换了个台,一个女主播正在用标准的播音腔播报路况“延安路高架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较大,请途经车辆注意避让。”
一切如常。一切如常得不像真的。
我把备忘录关了,又打开。那行字还在,没有消失,没有蒸,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张素白的底纹上,像一个问候。我试着去删除它,手指按住文字,弹出“拷贝”“翻译”“全选”的选项框,但没有“删除”。我又试了试,还是没有。那行字像是被什么人用胶水粘在了我的手机屏幕上,任凭我怎样操作,它都纹丝不动地待在那里,那行字的每一个笔画都在无声地问我同一个问题。
你确定你真的看到那条私信了吗?
我确定。我确定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一行白底黑字的文字,内容我不愿意再复述哪怕在心里复述一遍。我确定那个账号的名称是一串毫无意义的字母和数字,我确定它在几秒钟之内就消失了。我确定那些事生过。
可是我怎么确定的?
因为我记得?
但我刚刚才确认过,我的记忆没有问题。我能记得上周给大梁推荐的餐厅名字,我能记得上个月吃的那顿饭的每一个细节,我能记得那个主厨说的每一句话。这些东西都在我的脑子里,清清楚楚,像被熨斗烫平的衬衫一样服帖。可是,如果我的记忆真的那么好,为什么我现在拼了命也想不起来那条私信的具体内容?我只能想起一个模糊的大意,想起那是一个问句,想起它问了某一件关于我的、让我毛骨悚然的事情。但那些具体的字词,那个问句的精确表述,那个让我后背凉的措辞方式——不见了。像水从指缝间漏掉了,像一条鱼从掌心滑走了,你明明感觉到它曾经在那里,活生生的,沉甸甸的,可你就是抓不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