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手机屏幕,范总的最后一条消息停在那句话上面“陈默,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但你得明白,咱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一根绳上的蚂蚱。
这句话我听过太多次了。每次范总让我做越界的事情,他都会用这句话来收尾。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总是带着一点笑意,像是在说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就像同事之间分一根烟、喝一杯酒那种轻松的口吻。但我知道那根绳子不是绑在他身上的,那根绳子只绑着我一个人。范总站在岸边,手里攥着绳头,而我吊在半空中,下面是看不见底的深渊。
我没有回复他。
我把手机扣在副驾驶座上,双手握住方向盘,额头抵在手背上。车里的空气又闷又热,车窗上结了一层薄薄的水雾。我已经在车里坐了将近四个小时,从天黑坐到天快亮。中间有好几次我想动车子离开,但每一次钥匙拧到一半,我的手就自动松开了。
不是我不想走,是我不知道能去哪。
回家?老婆会问我怎么这么早回来,脸上带着一夜没睡的青灰色。她会问,然后我会编一个谎话,说赶项目通宵了。她会信,她总是信我。但最近这半年,她看我的眼神变了,不再是那种全然的信任,而是带着一点点疑惑,一点点欲言又止。有一次她在我换衣服的时候,看到我手机屏幕上弹出的微信消息,上面写着“遗嘱第二页第三条改完了”。她问我那是什么意思,我说是公司一个客户的遗嘱设计业务。她沉默了几秒,说了一句让我至今想起来都会心脏紧的话“陈默,你是个做海报的,谁家做遗嘱要找设计师?”
她不是傻子。她从来没傻过。
是我一直在自欺欺人。
五点半的时候,天边开始泛白了。我抬起头,挡风玻璃上的水雾模糊了外面的世界,路灯的光晕开成一个一个的圆圈,像一只只睁大的眼睛。我伸手擦了一下玻璃,指尖触到冰冷的玻璃面,留下几道清晰的指痕。透过那几道缝隙,我看到对面那栋写字楼的十二楼,灯又亮了。
范总还在上面。他一整晚都没走。
或者他走了又回来了?我不知道。我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了。也许他从一开始就没有离开过那间办公室,也许那个下楼来找我说话的范总根本不是真实的,是我的幻觉。不,不对,烟头还在,我车窗外面地上确实有一个烟头,是他弹在地上的那个,鞋尖碾灭的痕迹还在。
一切都在提醒我,这是真的。
我打开手机,翻到相册里那个被我命名为“工作资料”的加密相册,密码是我的生日。这个相册里存着这两年我经手过的所有修改文件的截图,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反侦察意识,纯粹是因为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做过的设计稿都喜欢存一份存档,算是一种职业病。当初存这些截图的时候,我告诉自己这是“工作留底”,但实际上我心里清楚得很——我是害怕了,我想留一点证据,万一哪天东窗事,至少我能证明自己不是主谋。
但范总昨晚说的话让我彻底明白了,那些截图根本证明不了什么。范总的手段从来不是靠隐瞒,而是靠一种更阴险的方式——让你变成共犯,然后用共犯的身份来威胁你,比你用受害者的身份来自保要有效得多。
我记得上个月看过一个新闻,说有个财务公司的员工帮老板做假账,后来老板被抓了,那个员工主动自,以为能争取宽大处理。但最后判下来,他和老板几乎是同样的刑期。因为法律看的是你在犯罪链条中扮演的角色,而不是你拿了多少钱。你动手了,你就是共犯。没有人会相信你是被逼的,因为你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拒绝,可以辞职,可以报警,而你选择了每一次的妥协。
法律不会同情懦弱。
这句话像一把刀,从我脑子里长出来,一直扎到心口。
六点十分,手机响了。不是范总,是我老婆。
“你怎么还没回来?”她的声音里带着没睡醒的沙哑,但更多的是不安,“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你不在家,给你打了三个电话你都没接。”
我翻了一下通话记录,凌晨两点多确实有三个未接来电。那时候我正全神贯注地在改那份遗嘱,手机调了静音,什么都没听到。
“在公司加班,”我说,声音哑得不像自己,“有个项目要赶,通宵了。”
沉默了三秒钟。
“陈默,”她忽然叫了我的全名,这种叫法在我们结婚后很少出现,上一次还是她现我偷偷借了网贷去还信用卡的时候,“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有,真的就是加班。”
“你每次说谎的时候,呼吸会变得很轻,像怕被人听到一样。”她说,“你现在就是这样在呼吸。”
我愣住了。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屏着呼吸说话。
“我没事,”我深吸一口气,“天亮就回去,今天答应陪贝贝过生日的,我记得,不会忘。”
又沉默了几秒。
“陈默,”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很轻,轻到我需要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大才能听清,“如果你真的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现在去自还来得及。钱没了可以再赚,房子没了可以再租,贝贝不能没有爸爸。”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哭,语气平静得像在念一份天气预报。但就是这种平静让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她知道了,她全都知道了,或者至少猜到了大部分。她一直在等我自己开口,而我一直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合适时机。
我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一个字都挤不出来。
“我要送贝贝上幼儿园了,”她说,“你自己看着办。”
电话断了。
我握着手机坐在车里,听着嘟嘟嘟的忙音,感觉整个世界都在离我远去。窗外开始有早高峰的车流了,一辆辆汽车从我旁边驶过,没有一辆停下来。每个人都在赶着去上班,去上学,去过他们平凡而正常的生活。而我被困在这辆二手本田里,像一个被关在玻璃罩子里的标本,看得见外面的世界,却再也出不去了。
七点二十的时候,我看到小张从写字楼的旋转门走出来。他背着那个灰色的双肩包,低着头走得很快,像是在躲避什么。我下意识地按了一下喇叭,短促的一声,在清晨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刺耳。
小张停了一下。
他转头看了我一眼,就是那一眼,我看到他的表情——不是愧疚,不是心虚,是恐惧。一种纯粹的不加掩饰的恐惧,就像一个人在马路上突然看到一辆失控的大卡车朝自己冲过来,来不及跑,只能站在原地等死。
那个眼神让我后背一阵凉。
小张没有走过来,他甚至加快了脚步,几乎是跑着穿过了马路,消失在对面的一条巷子里。他一直都是范总的人?还是最近才被收买的?我不确定。但有一点我很确定——小张脸上的恐惧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他自己。这说明了一件事范总给他看的,或者让他做的事情,比我原来以为的要严重得多得多。
我拿起手机,打开公司群。群里很安静,最后一条消息还是昨天下午hR周姐的团建通知,说这周末去爬山,让大家报名。一百多条已读,只有七八个人回复了“收到”。这种表面上的岁月静好,和我现在经历的一切形成了某种荒诞的对照。就好像我生活在一个平行的世界里,白天和所有同事一样打卡、画图、开会、吃食堂,晚上却变成一个替老板伪造法律文件的工具。
八点整,我终于推开车门,走下来。
清晨的空气有一股凉意,混合着汽车尾气和早餐摊的油烟味。我的腿因为坐了太久有点麻,走路的时候像踩在棉花上。我走到写字楼门口,保安大叔认出我来,笑着打了个招呼“陈工,这么早啊?”我扯了扯嘴角,算是回应。他看不出任何异样,因为在他看来,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又加了通宵班的辛苦打工人。
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镜面不锈钢的墙壁映出我的脸——眼袋很重,嘴唇白,头乱糟糟的,衬衫领口敞开着,领带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我扯掉了。我看起来像一个逃犯,一个还没有被抓住但已经快要崩溃的逃犯。
电梯在十二楼停下,门开了。
走廊很长,铺着灰色的地毯,两侧是一扇扇紧闭的玻璃门。我们公司在走廊尽头,1ogo是范总亲自设计的,一个很复杂的几何图形,据说是花了八千块找人做的,但我后来现那个图形和某国外设计公司的1ogo有七八分相似,只是把颜色从蓝色换成了橙色。范总说这不叫抄袭,叫“参考”,是设计师的基本素养。
讽刺的是,这个靠“参考”起家的老板,现在正逼着我在法律文件的真伪上做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