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到公司门口,刷卡,推门。前台没有人,这个点还没到上班时间,但我听到了打印机运转的声音,从走廊尽头的总经理办公室传出来的。
范总的办公室门开着一条缝,灯光从那道缝隙里漏出来,洒在地毯上,像一滩黄色的水渍。我没有敲门,径直推门走了进去。
范总坐在他那张巨大的黑色真皮转椅里,面前摊着厚厚一沓文件。他穿着昨天的西装,衬衫领口解开了两颗扣子,袖子卷到手肘,看起来也是一夜没睡。但他精神很好,眼睛里没有血丝,嘴角甚至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他面前放着一杯咖啡,还在冒着热气,说明是刚泡的。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语气随意得像在招呼一个老朋友。
我在他对面坐下。椅子很矮,我坐下去的时候差不多只有他的肩膀高,这让我感觉自己像个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的小学生。
“想通了?”他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目光越过杯沿看着我。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问了一个我从昨晚就一直想问的问题“范总,那枚公章——你第一次让我做的那枚公章——是真的还是假的?”
范总放下杯子,笑了。那个笑容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恐怖片里,反派露出真面目时的表情——不是狰狞,不是邪恶,而是一种近乎天真的、毫不掩饰的坦诚。
“你觉得呢?”他反问。
“我觉得是假的。”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比我想象的要平静。
范总点了点头,那种点头的方式不像是在承认,更像是在表扬一个答对题的学生。“对,是假的。从一开始就是假的。我的公司从成立到现在,从来没有在任何部门备案过公章。所有的合同、协议、授权书,都是我让人‘设计’出来的。你是第三个帮我做这件事的设计师。”
第三个。
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我之前有两个人,在我之后还会有更多。他们去哪儿了?他们现在在干什么?他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坐在这个办公室里,听范总说“一根绳上的蚂蚱”?
“前两个呢?”我问。
范总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他说的话让我整个人像被泼了一盆冰水。
“一个进去了,替他舅舅顶的罪,现在还在服刑。另一个跑路了,据说是去了东南亚,具体在哪我也不知道。但他们都得到了他们应得的那份钱,一个拿了八十万,一个拿了六十万。你呢,陈默,你帮了我三年,我算了一下,大概是六十多次修改。按照市价,你应该拿——”
他在计算器上按了一串数字,然后把屏幕转向我。
个、十、百、千、万、十万——五十万。
五十万。
“你不是在给我钱,”我说,“你是在给我封口费。”
范总笑出了声,那种笑声很爽朗,像一个真正被逗乐了的人。“封口费?陈默,你是做设计的,你应该知道什么叫价值交换。你帮我做事,我给你钱,就这么简单。你想多了,什么封口不封口的,我又没让你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伪造公章不伤天害理?”
“公章就是个图片,”范总摊开双手,一脸无辜,“你做海报的时候不是也经常用素材吗?素材网站上的那些1ogo、商标、标志,有几个是有授权的?你用过没有?你用过的,我知道。那你说,你用的那些素材,算不算伪造商标?”
他在偷换概念。我想反驳,但我现自己的逻辑在范总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一戳就破。他不是在讲道理,他是在用一种更高级的方式模糊对与错的边界,让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模棱两可,变得“好像也没那么严重”。这是他的本事,也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股权转让协议,”范总把那沓文件推到我面前,“今天之内改完。具体的修改方案我写在便签上了,贴在最后一页。你在我这儿做就行,用我的电脑,我让人把ps装好了。”
我低头看着那沓文件。封面上的公司名称是“远洋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范总的名字,注册资金五千万。我打开第一页,看到了一行字——“甲方将其持有的远洋贸易有限公司3o%股权转让给乙方”,后面的乙方名字是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自然人,姓钱,叫钱建国。
“这个钱建国是谁?”我问。
范总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变化,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一种我从没在他脸上见过的情绪——不是愤怒,不是得意,而是一种很深很深的、像井水一样冰冷的决绝。
“我亲弟弟。”
空气突然变得很安静,安静到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你让你的设计师篡改股权转让协议,”我一字一句地说,“把股份转给你弟弟。”
范总没有解释。他只是看着我,那种目光像是在看一个终于开始理解游戏规则的新手。
我想起来了。上个月公司聚餐的时候,我听会计老刘提过一嘴,说范总的弟弟得了重病,在老家住院,急需一大笔钱。范总当时说了一句“他能有什么事,又不是我的事”,语气冷淡到让整个饭桌都安静了几秒。我当时以为他们兄弟关系不好,但现在看来,事情远比我以为的要复杂得多。
股权转让。重病的弟弟。一个从来没出现过的名字。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性,一个让我头皮麻的可能性——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也许不是为了给弟弟钱,而是为了从弟弟那里拿走什么东西。比如,某种继承权。比如,某种法律上的资格。比如,某种只有“健康”的人才能享有的权益。
“你想清楚了吗?”范总问。
我看着那沓文件,看着便签上密密麻麻的修改说明,看着范总脸上那种平静得近乎冷酷的表情。我想起了我老婆在电话里说的那句话,想起了小张脸上的恐惧,想起了那根只绑着我一个人的绳子。
我想起了我女儿今天过生日。
我想起了她昨天晚上睡觉前给我的语音“爸爸明天早点回来哦,我要等你一起吹蜡烛。”
我把文件合上了。
“范总,”我站起来,膝盖在抖,但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是稳的,“这份协议,我不能改。”
范总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只是慢慢地、慢慢地靠回椅背,双手交叉放在腹部,然后说了一句话。那句话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在自言自语,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我的耳朵里。
“陈默,你女儿在哪个幼儿园,你还记得吧?”
世界在我眼前碎成了无数片。
我听到了什么东西断裂的声音,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那是我脑子里最后一根弦崩断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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