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是望着剑身上映出的自己的脸。
三十一岁。
鬓边白如霜。
眉间沟壑纵横。
那里面没有忠臣,没有良将,没有那个八岁在燕王膝上背兵法的神童,没有那个二十三岁在凤阳演阵夺魁的青年国公。
只有一张疲惫的、空洞的、彻底演砸了戏的丑角的脸。
他忽然轻轻笑了一声。
“忠叔,”他说,“旗倒了。”
李诚跪在他身侧,老泪纵横。
“国公爷,风太大了,不是您的错……”
“是我的错。”李景隆打断他。
他慢慢站起身。
“我让了四哥三十年。”
“粮让、城让、桥让、旗让、路让。”
“我以为这是两全。”
他低头,看着那面覆在血泥里的帅旗。
“可瞿能死了。”
“瞿郁也死了。”
“我让来让去,把他们让进了鬼门关。”
他弯腰,拾起帅旗。
绛红的旗面沾满泥污,金线绣的“李”字在风中无力地垂落。
他把它叠好。
像叠一件再也穿不出去的旧衣。
“传令,”他说,声音沙哑如砂石碾过,“全军……撤退。”
平安策马奔来,满脸惶急
“大将军,燕军正从两翼包抄,此时撤退必遭追杀!”
李景隆没有看他。
“那就不撤。”他说,“等死。”
平安怔住。
他从没见过大将军这副模样。
那不是绝望。
是比绝望更可怕的东西——
是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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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沟河北岸,朱棣立马高坡。
他没有看溃退的南军。
他望着那面倒下的帅旗。
风沙太大,他看不清李景隆的身影。
但他知道那人在那里。
跪在旗边,像三十一年前跪在他膝前,仰头问“四哥,我能当大将军吗”的那个孩子。
他忽然想起洪武二十三年。
那年景隆十六岁,第一次独自领兵。他在北平城外三十里扎营,头一夜睡不着,骑着马跑回来,在燕王府门前站了半个时辰,不敢敲门。
朱棣披衣出来,问“景隆,何事?”
少年红了眼眶,却强撑着说
“四哥,我怕带不好兵。”
他那时想这孩子心太软,不是当将军的料。
可他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