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甚至想过刺破耳膜。
被妻子死死拦住。
她哭着求我,去找人看看,是不是中了邪。
我去了寺庙,道观,教堂。
符水喝了,经念了,圣水洒了。
毫无用处。
那些声音,如附骨之疽。
而且,它们似乎在……进化。
不再只是无序的碎片。
开始形成简短的、有指向性的句子。
在我独自一人时,轻轻响起。
“好冷……”
“陪我们……”
“你也进来……”
它们甚至开始模仿我熟悉的声音。
一天夜里,我听见已故母亲的声音,在窗外唤我的小名。
“儿啊……开开门……娘冷……”
我明知是假,仍肝肠寸断,几乎失控。
更可怕的是。
我现,我自己的声音,也在变化。
说话时,嗓音会突然变得嘶哑,或尖细,或混入奇怪的共鸣。
仿佛不止我一个人在声。
有一次对妻子火,吼出的声音,竟混合了好几个陌生人的哭腔和咒骂。
吓得妻子当场晕厥。
我彻底崩溃了。
我知道,我在被“替换”。
那些困在里的“声音”,正一点点地,侵占我的听觉,我的嗓音,我的……意识。
它们要把我,变成一个新的、活着的“”。
一个能行走、能说话,能不断收集和扩散痛苦的容器。
绝望中,我想起当铺老板的话。
这钵认主。
谁被它溢出的声音“沾”上了,它就跟着谁。
或许,毁了它,反而解除了某种“封印”。
让那些无处依附的声音,全部涌向了我这个唯一的“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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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
我想起琉璃厂老掌柜提过的“洋教士、洋医生”。
或许,找到这东西的制造者,或者了解其原理的人,还有一线生机。
我凭着记忆,画出和底座的草图。
四处打听,北平城里,还有没有庚子年后留下来的、喜欢搞古怪研究的洋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个在协和医院做护工的朋友告诉我,东交民巷以前有个德国诊所,主治医生叫穆勒,战争结束后就关了,但那德国老头好像没走,隐居在香山附近,名声不好,据说战时就喜欢拿中国病人做各种“听觉实验”。
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立刻动身前往香山。
几经周折,在一处僻静的山坳里,找到了一栋破败的西式小楼。
敲门良久,一个穿着脏污白袍、须皆白、眼神浑浊的洋老头开了门。
正是穆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