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o日:国找到了一个。是个老太太,她说林摄影师上个月给她拍过照,之后她就总做噩梦。梦里有人给她拍照,拍完她就不能动了。国给她看了我们的摄像机,她尖叫着说就是这台。”
“月日:国说他明白了。这是一个链子。a拍b,b就会进入‘显影状态’。然后b拍c,c进入状态,b才能解脱。但解脱不是自由,是成为‘背景’的一部分——就是取景器里那些模糊的人影。”
“月日:国说要出去拍一个人。这样我才能安全。我问他拍谁,他不说。他再也没有回来。”
日记到这里结束。
后面是空白页。
但我用手电筒斜着照,现最后几页有压痕。我用铅笔轻轻涂,字迹显现出来。
是另一段笔迹,更潦草。
“年月日:我拍了邻居的小孩。对不起,但我没办法。国说得对,只有拍下一个人,自己才能从取景器里出来。小孩住院了,但还活着。我终于能在镜子里看到自己了。”
“年月o日:小孩死了。心脏病。是我的错吗?国没说会死人。他说只是转移。”
“年o月日:他们又来了。取景器里,那些模糊的人影更清楚了。他们在向我招手。我得再拍一个人。”
“年o月日:我拍了送煤工。他三天后中风了。我解脱了,但只解脱了七天。”
“年月:这样不行。这是一个无底洞。每拍一个人,只能换来短暂的解脱。而且每次都需要拍不同的人,不能重复。我认识的人快用完了。”
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
“我把摄像机交给了警察。让他们处理吧。但我怀疑,它还会找回来。”
落款是“王秀兰”。
日期是年月日。
正好三年。
从赵建国捡到摄像机,到王秀兰交出摄像机,正好三年。
而我打开摄像机的那天,是o年月日。
赵建国失踪四十周年。
这不是巧合。
我打电话给陈海,告诉他我的现。
“你得拍一个人。”陈海在电话里说,“按日记说的,拍一个人,把状态转移出去。不然你也会消失。”
“但被拍的人会怎样?”我问。
“可能会住院,可能会死。”陈海的声音在抖,“但你没办法,不是吗?要么你死,要么别人死。”
我挂断电话,看着摄像机。
窗外的天快亮了。淡青色的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落在暗绿色的外壳上。机器突然出轻微的“咔哒”声,像是内部齿轮在转动。
我打开取景器,对准窗外。
画面里,对面的楼顶上站满了人。
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全都面朝我的方向。他们穿着不同年代的衣服,有的甚至穿着民国时期的长衫。所有人都面无表情,眼睛盯着镜头。
不,是盯着镜头后面的我。
我数不清有多少人。一百?两百?更多。
他们在等待。
等待我加入他们。
或者,等待我送新人进去。
我关掉摄像机,做了一个决定。
我开车到郊外的空地,挖了一个深坑。把摄像机和所有录像带都放进去,浇上汽油,点燃。
火焰蹿得很高,黑烟滚滚。
我站在坑边,看着机器在火中变形、熔化。镜头玻璃炸裂的声音很清脆,像是什么东西在尖叫。
烧了整整一个小时。
只剩下一堆焦黑的残骸。
我用土把坑填平,开车回家。
路上,我觉得轻松了许多。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回到家,我洗了个澡,准备好好睡一觉。
睡前,我习惯性地看了眼卧室的镜子。
镜子里,我的肩膀上搭着一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