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张子房。
他最终还是在两年前的那个春天之后,选择了留下。
不是轰轰烈烈的效忠宣誓,更像是一种沉默的、带着审视的妥协。
嬴政给他的第一个官职是“尚书台行走”。
你说它没品级吧,它也算在编。你说它有实权吧,好像又不太算。
主要负责整理文书、参详旧六国律令典籍,偶尔被问到,才就具体政策发表看法。
嬴政的态度很明确: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一切拿实实在在的政绩说话!
张良也沉默地接受了这种晾晒和考核。
他依旧穿着素净的衣袍,行事低调,除了公务必要,几乎不和同僚往来。下朝了就回那间官署配给的小院,闭门读书。
但他整理文书的条理清晰,引经据典的准确无误,偶尔在水利、户籍管理等问题上提出的建议,角度刁钻却又切中要害。
渐渐地,谁也无法忽视这个安静的前韩国贵公子了。
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信号。
连张良这样的人物都选择“试试看”,对其他仍在观望的六国遗士、乃至天下读书人,心里的震动可想而知。
律法,这帝国最坚硬的基石,也在发生着不易察觉的变化。
嬴政没有大张旗鼓地“改法”,那会动摇国本。
但他通过一道道诏令、一次次廷议,把一些明显不合时宜、过于细密严苛的条款,慢慢修正。
譬如“弃灰于道”。
从前把柴灰倒在路上,好,脸上刺字,一辈子带着耻辱的印记。如今呢?初犯的,大多罚点钱,或者责令你把整条街巷打扫干净,重点是让你记住教训,不是非得毁了你一辈子。
再如“偶语弃市”。
过去两人私下议论朝政,可能就要掉脑袋。如今法令虽然还严禁诽谤,但对于街头巷尾没啥恶意的闲聊,已经很少动不动就砍头了,多半训诫一顿了事。
再说了,如今不是有“大秦闻报”吗?上面也登朝廷的新政,总不能不让人议论报纸上的东西吧?
再比如,最让底层小民恐惧的“告奸”。
秦法鼓励举报,可难免有人挟私报复,胡乱诬告。
现在法令明确加重了对“告不实”,即诬告,的反坐惩罚,你告人家什么罪,查出来是瞎编的,那好,这罪你就自己领回去吧!
这一下,那些想靠举报邻居赚赏钱、或报复私仇的人,就得掂量掂量了。
变化很慢,很谨慎,但敏锐的人能感觉到,那股令人窒息的、动辄得咎的凛冽压力,似乎在一点点消退。
秦法依旧森严,可“苛”得让人喘不过气的部分,正被小心翼翼地修正着。
变化是细微的,缓慢的,像春冰消融,悄无声息。
乡野间的黔首,可能说不清律令上到底改了哪条哪款,但他们能感觉到,日子好像没那么“绷”得死紧了。
去市集,货物花样多了些。
见官差,虽然还是怕,但知道只要不犯大律,一般不会无端遭殃。
田间劳作,工具顺手了,收成也更有指望。
晚上躺在炕上,听着更夫敲梆子走过的声音,心里那点对明天的惶惑,似乎淡了一点点。
那股无处不在的寒意,似乎在春阳下悄悄融化了。
再说那个彭越,经过一番考校,给塞到军队里去了,跟着屠睢将军去了百越之地。
此人虽出身草莽,却极善拢络人心、熟悉山林战法。
听说到了百越,他不光带着兵卒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还常常跑去跟当地的越人头领打交道,用盐巴、布匹换向导、换粮草。
一来二去,硬碰硬的仗打得少了,伤亡自然降了下来。
屠睢将军在写给嬴政的军报中,特意提他一笔,赞其“颇通羁縻之道”。这在陛下那儿算是露了脸,记下一功。
水师那边,经过三年的操练,早已步入正轨。
原本还计划着东渡去探看陛下一直惦记的岛国,却因为那边传回来的消息,暂且缓了缓。
岛国那边的进展,比预想得更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