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之前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老问题就逐步浮出了水面。
本地的民众在漫长的历史当中没有接受过什么正经的、持续的教育,而且也没有从知识这里获得过多少好处。
因此很多父母其实对于孩子上学这件事情是不怎么支持的。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刚刚伊戈尔说过的,家里有个孩子上学了就等于是少了一个劳动力。
虽然说在经历了土改之后的根据地民众,生活质量要远超周边处在帝国治下的民众,而且生活成本也会比他们低很多。
但即便如此,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掉的。
对文化和知识的漠视习惯,也会在大家失去对革命军的新鲜感之后,逐渐浮现出来。
伊戈尔之前上课的时候听老师提起过一个事情。
去年入冬之前,叶格林曾经短暂离开前线回到科恩城待了两天。
本来按照行程,叶格林在科恩城处理完一些事情,给明年的根据地制定好大方向之后就会回到前线。
但是在最后一天,他却突然被某件事情绊住了。
那件事情说起来一点儿也不大,就是科恩城第三小学有个成绩特别好的学生突然不来学校了,学校的老师发现不对就去他家走访。
结果一走访就发现,这位学生是被人欺负了。
欺负他的人就是他的同班同学,一个成绩很糟糕的孩子。
这家伙自己学习成绩不好,又见不得那位成绩好的孩子,于是就在放学的路上招呼了几个和他玩得好的同伴打了人家一顿。
那位成绩好的学生连续被打了好几天,最后就不敢去学校了。
这个事情按理来说本不该惊动叶格林,但好巧不巧的是,那位打人学生的父亲在革命军里当兵,此时正在前线。
当学校的老师去他家走访的时候,那位打人孩子的母亲不仅不认错,还仗着自己丈夫是革命军在前线战斗的缘故,不停地狡辩他家孩子没错,错的是那个被打的,谁让他打架不行呢?
这个事情在当时闹得不好收尾,甚至惊动了校长过来。
然后那位学校的校长在这件事上的处理方式就很糟糕了。
他在了解了基本情况之后就随意判定,打人的孩子虽然有错在先,但考虑到他是军属,所以也就和了个稀泥。
然而校长愿意和稀泥,这位负责上门走访的老师却认真了。
这位年轻的老师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看自家校长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索性就在不上课的那天跑到科恩城的政府大楼去投诉。
然后她就在那里遇到了叶格林。
那时候叶格林刚好被戈尔隆抓去干活,本来戈尔隆是想趁着还有一个下午的时间,让叶格林干一点活儿再走的,结果叶格林就遇到了这样一件说大不大、但影响肯定不好的事情。
最后的结果嘛,自然是那位和稀泥的校长受到了处罚,被革职丢回去重新学习了。
那位打人的孩子也被要求必须在下周一学校的升旗仪式上公开道歉,至于他母亲那边则是被所在单位公开批评,同样也要当众检讨,而且还要连着上三周的思想政治课。
至于那位认真负责的老师,她的事迹被写到了报纸上公开表扬。
这个事情虽然发生在文凭退粮食的政策发布之后,但是这其中所映射的情况照应当下。
即便在根据地全面开展扫盲运动、逐步推行小学教育的当下,依旧有很多人不拿学习当回事。
虽然说一个人在学校的成绩好并不等于他完全掌握了这些知识,但这并不是他能够被人欺负的理由。
伊戈尔在上课时听老师讲过的这个事情绝非个例。
一个民族对文化和知识是否重视,只需要看一看他们学校里的孩子以什么为荣就知道了。
如果说一个学校的学生不以成绩好为荣,而是以谁打架厉害、谁长得帅或者长得好看为荣。
并且这些长得好看但四肢发达的学生甚至还以欺负成绩好的学生为风气,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差不多就毁了。
现在的根据地已经有了这样的苗头,所以叶格林和戈尔隆才会推出凭借小学毕业证就能退还一部分粮食的政策。
其目的自然是想要在教育普及的一开始就把“成绩可以换成利益”的观点灌输到广大民众的思想当中去。
毕竟他们可以开除一个不称职的校长,也可以夸奖一个称职的老师,但如果这个问题没有人民群众广泛参与,那终究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但如果反过来,这个事情在一开始就有广大的人民群众积极参与。
那么相信要不了多少年,一个成绩差的孩子霸凌了成绩好的孩子,到时候别说学校管不管,很可能就会引起全民公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