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舅舅说的是真的,如果它只是孤独,只是想要被看见,那它也是一个受害者。
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孤独的、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的受害者。
“也许我们本可以帮助它。”我说。
舅舅抬起头看着我。
“也许。”他说,“也许本可以。但现在来不及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让它走吧。让它回它的地方去。也许那里还有别的什么。也许它会找到不那么孤独的方式。”
阿比盖尔让人把那块石板搬上卡车,说是要送到基金会的档案室保存。然后她转向我们,问了一个问题。
“你们以后打算怎么办?”
舅舅看了看我。
“跟他去西雅图。先住一段时间。然后……”他顿了顿,“然后再说。”
阿比盖尔点了点头。
“如果有需要,随时联系我。基金会虽然关闭了这个站点,但我和一些老同事还在。我们会继续关注科希尔家族的后人。不是监视,是……关心。”
她伸出手,和舅舅握了握,又和我握了握。
“保重。”
“你也是。”
我们转身离开。
身后,推土机又开始工作,清理着最后一点瓦砾。黄昏的阳光洒在那片废墟上,给那些破碎的木头和石头镀上一层金色。
我最后一次回头看了一眼。
那十七棵白橡树静静地立着,在夕阳下投下长长的影子。它们的叶子在晚风中轻轻摇曳,出沙沙的响声,像是某种古老的、低沉的、即将被遗忘的歌。
然后我转过身,和舅舅一起走进树林,走向来时的路。
回到西雅图之后,日子恢复了某种平静。
舅舅开始慢慢适应城市生活。他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学会了坐公交,学会了在市里挑选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他甚至还交了一个朋友,是楼下咖啡店的老板娘,一个五十多岁的华裔女人,丈夫早逝,儿子在外地工作,一个人守着那间小店。
“她叫林姐。”舅舅告诉我,“人很好。她教我怎么做咖啡拉花。”
我看着他那双曾经握过燃烧树枝的手,现在握着一个小小的奶缸,在咖啡表面画出一颗歪歪扭扭的心。那个画面让我忍不住笑了。
“挺好。”我说。
那颗牙齿依然放在电视机柜上的玻璃瓶里。每天早晨出门上班前,我都会看一眼。每天晚上回来,我也会看一眼。它还是那么洁白,那么安静,像一个小小的、沉默的守护者。
有时候我会梦到妈妈。
不是以前那种噩梦,不再是梦到她浑身是血,梦到她被火焰包围,梦到她在那辆燃烧的车里尖叫。是普通的梦。梦到她坐在厨房里给我做早餐,梦到她在我床边给我讲故事,梦到她笑着叫我的小名“小诺,起床了。”
那些梦让我醒来的时候,眼角有点湿。
但我不再害怕了。
第十周的星期五,舅舅突然说要请我吃饭。
“林姐教我做了一道菜,”他说,“想让你尝尝。”
我跟着他进了厨房,看他系着围裙,在灶台前忙碌。锅里煮着什么东西,出咕嘟咕嘟的响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陌生的香味,不是中餐,也不是西餐,像是两者的混合体。
“这是什么?”
“红烧肉。”他说,“林姐教我的。但她加了点自己的创意,放了点咖啡。”
“咖啡?红烧肉里放咖啡?”
“试试看。”
我试了。
出乎意料的好吃。肉的油脂被咖啡的苦味中和,变得不那么腻,反而有一种独特的香气。我连吃了两碗饭,舅舅坐在对面,看着我吃,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深。
“好吃吗?”
“好吃。”
他点了点头,也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
我们就这样吃着,沉默着,窗外是西雅图永不停止的雨。电视机柜上那颗牙齿在灯光下反射出一点微弱的光,像是什么人在远远地看着我们。
“诺亚。”我忽然叫他的名字。
他抬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