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练结束后,吴良很满意“可以了。接下来就是等待时机,把它‘放’出去,完成最后一步。”
时机,指的是朝廷的安排。据吴良说,内务府已经在物色合适的地点——不能离北京太近,也不能太远;要有一定的反清基础,但又不能太强;要在可控范围内,让“玄黄一号”自然地“被抓获”。
时间,大概在四五月间。
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
但张砚心里的不安,越来越重。
他每天陪“玄黄一号”两个时辰,看着它越来越“像”人。看书时会皱眉思考,写字时会斟酌用词,望向窗外时会流露一丝落寞。那些细微的表情,自然的动作,都让张砚恍惚觉得,坐在对面的,真的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末代皇子。
可他知道不是。
知道它是被造出来的,知道它的“一生”都是剧本,知道它最终要走上刑场,完成这出大戏的最后一幕。
这种认知,让他在面对它时,有种分裂感。一方面,他被它的“人性”打动;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知道,这些“人性”都是假的,都是设计。
更让他不安的是,“玄黄一号”似乎也在观察他。
有次他记录时走神,笔尖在纸上停留太久,留下一团墨渍。“玄黄一号”看见了,轻声说“张先生,您累了。”
他抬起头,撞上它的目光。那目光里,有关切,有理解,还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意味?
“我……我没事。”他掩饰道。
“在这里待久了,谁都累。”“玄黄一号”说,“您陪着我,像陪着个囚犯。其实,您自己不也是个囚犯吗?”
张砚浑身一僵。
“您别紧张,”它笑了笑,那笑容很淡,但真实,“我瞎说的。您当然是自由的。”
可张砚觉得,它没说错。在这个地方,谁不是囚犯?朱慈焕是,“玄黄一号”是,他是,吴良……也许也是。
都被无形的线捆着,按照既定的剧本,演各自的角色。
四月初,生了一件小事。
那天张砚陪同时,窗外飞进来一只蝴蝶,黄色的,翅膀上有黑斑。在屋里绕了几圈,落在书桌上。
“玄黄一号”看见了,伸出手指,轻轻靠近。蝴蝶没飞走,反而扇了扇翅膀,停在了他指尖上。
它盯着蝴蝶看了很久,眼神温柔,像在看什么珍贵的东西。
然后,它说“我小时候,在御花园里,也抓过蝴蝶。”
张砚记得,朱慈焕说过类似的梦。但“玄黄一号”的记忆里,应该有这个吗?他不确定。
“后来呢?”他问。
“后来……蝴蝶飞走了。”“玄黄一号”说,声音有些飘忽,“飞过宫墙,不见了。我就想,它真自由啊。”
它抬起手指,蝴蝶飞起来,在屋里又绕了几圈,最后从窗户飞出去了。
它一直望着窗外,直到蝴蝶消失不见。
那天张砚的记录里,写了这件事。吴良看了,没说什么,只是用朱笔画了个圈。
也许,这个细节,会被保留。作为“玄黄一号”“人性”的一部分,让它更“真”。
但张砚知道,那一刻,他看到的不是设计,不是表演,是某种……真实的情感。
对一个被制造出来的生命来说,对自由的渴望,也许是最真实的本能。
哪怕这自由,只是看着一只蝴蝶飞走。
四月中旬,最后的时刻快到了。
吴良开始减少“玄黄一号”的药量,调整它的状态,让它更“自然”。同时,也在准备“放生”计划如何让它“逃”出北京,如何在预定地点“被抓获”,如何安排“证人”和“证据”。
一切井井有条。
张砚继续陪着它,记录着它最后的“适应期”。有时他会想,当这个“完美产物”走上刑场,在万众瞩目下被处决时,心里会想什么?
会想那只蝴蝶吗?
会想那些被灌输的记忆吗?
会想自己到底是谁吗?
还是说,它什么都不会想,只是按照设计好的程序,完成最后的演出?
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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