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我们在彼此的眼睛里看到了同样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深的、连我们自己都无法命名的决心。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问她。
“我知道。”
“你可能会得罪很多人,包括你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
“我知道。”
“你可能会被当成叛徒。”
潇潇的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那不是笑,而是一种决绝。“陈默,我从阳朔嫁到省城,我本来就已经是个叛徒了。”她说,“那些嫁出去的女儿,在本地人眼里从来就不是自己人。你以为他们真的把我当成自己人吗?不,我嫁出去的那天,在他们眼里我就已经是外人了。我只是一个户口迁走了、逢年过节回来送红包的外人。”
我从来没有听潇潇说过这样的话。她从来都是那个温柔的、善解人意的、不愿意得罪任何人的潇潇。但此刻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仿佛把过去二十多年里所有咽下去的委屈和不甘全部翻了出来,摊开在我面前。
“我陪你去,”她说,“我会帮你说话,帮你问价格,帮你录那些他们不会在‘外地人’面前说的话。因为我在他们眼里不是外地人,至少看起来不是。”
我们定了下周五的机票。这次没有告诉任何亲戚,潇潇只跟她妈妈打了个电话,说周末回去住两天。她妈妈在电话那头很高兴,说正好家里的桂花开了,给她做桂花糕吃。
出前的那一周,我做足了准备。我从网上买了一支伪装成车钥匙的录音笔和一副带高清摄像头的眼镜。我不是什么专业调查记者,这些设备是我能想到的最接近“专业”的东西了。我在省城自己测试了好几遍,确认录音清晰、录像稳定,然后把这些设备和充电线一起装进了一个不起眼的帆布包里。
周五傍晚,我们又降落在了桂林两江机场。夕阳把机场跑道染成了橘红色,远处的山峰像是被镀了一层金边。潇潇在飞机上一句话都没说,一直在看窗外的云。落地的时候,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像是做好了下潜的准备。
我们没有住上次的客栈。潇潇在阳朔镇上找了一家不在主街上的小旅馆,开在一栋居民楼的三楼,没有招牌,只在大门上贴了一个“住宿”二字。老板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姓莫,普通话讲得不好,跟潇潇全程用方言交流。她看我的眼神带着一些好奇,但没有多问。潇潇介绍说我是她老公,莫老太点了点头,给我们开了一间朝南的房间,窗外能看到一小片漓江的支流。
安顿好之后,我拿出眼镜摄像头的说明书重新看了一遍,确认了操作步骤。潇潇坐在床边看着我,忽然问了一句让我愣了一下的话“陈默,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真的查出了什么,你能做什么?”
“出去。”
“到哪里?”
“所有能的地方。媒体、社交平台、政府投诉渠道。”
“然后呢?”
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次,但从来没有给自己一个确定的答案。然后呢?然后那些帖子可能会被删,那些账号可能会被封,那些报道可能不出来。然后那些商家可能会更隐蔽地操作,那些游客可能会继续被宰,陶德胜可能永远不会得到一句道歉。
然后呢?
“我不知道。”我说。
潇潇走过来,把我手里的说明书抽走,放在桌上。她的眼睛很近,近到我能看清她虹膜里那些细密的、深浅不一的纹路。
“那你为什么还要做?”
“因为总得有人做。如果没有人做,这件事就永远是这样了。”
潇潇沉默了。她低下头,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眼眶有些红。
“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个语文老师,”她说,声音很轻很轻,“她在课上跟我们说过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她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坏人做坏事,而是好人看着坏事生,然后告诉自己‘这不关我的事’。她说,如果你觉得一件事不对,你就应该站出来说不。哪怕你改变不了结果,你至少改变了自己。”
我没有说话。
“我那时候觉得她说的很对,”潇潇的声音开始抖,“但后来我现,站出来说不的人,往往是最先受伤的人。我那个同学的爸爸,陶叔叔,他站出来了,然后呢?他的腿断了。那个语文老师,她后来被调走了,因为她在一篇课文里讲了一些‘不该讲’的东西。你知道吗,陈默,在这个世界上,好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知道。”
“你知道还要做?”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我看过无数次的、温柔得像漓江水的眼睛,此刻正映着我的倒影。小小的我,站在她的瞳孔中央,像一个被放大检视的证据。
“因为我不想有一天,”我说,“我们的孩子问我,爸爸,你当年知道阳朔米粉店的‘阴阳菜单’是怎么回事,你做了什么?然后我只能告诉他,我什么都没做,因为怕付出代价。”
潇潇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无声地,一滴一滴地,砸在她攥紧的拳头上。
那天晚上我们很早就睡了。阳朔的夜晚很安静,没有西街的喧嚣,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和莫老太在隔壁房间看电视的模糊声响。潇潇很快就睡着了,呼吸均匀,但我知道她不是真的睡着了,只是太累了,累到没有力气再醒着。
我躺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她的呼吸声,听着自己的心跳,听着这座小城在夜色中缓慢而沉重地喘息。
明天,一切将真正开始。
周六早上七点,我被莫老太在厨房里炒菜的声音吵醒了。潇潇还在睡,眉心微微蹙着,手指攥着被角,像是在梦里也在抓着什么东西不放。我轻手轻脚地起了床,洗漱完毕后在厨房门口跟莫老太打了个招呼。她正在炒酸豆角,锅里的油滋啦滋啦地响着,香气扑面而来。她看到我,笑着说了一句方言,我猜大概是“吃早饭了吗”之类的。我用这几天从潇潇那里学的几句方言,笨拙地回了她一句“吃了没有”,莫老太被我的口音逗笑了,笑得很开怀,露出一口整齐的假牙。
八点半,我和潇潇出了门。计划是这样的我戴着那副伪装成眼镜的摄像机,全程录像。潇潇负责用方言跟店家沟通,我则装成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游客,全程说普通话。我们去的第一家店,就是上次潇潇带我去的那家——位于小巷深处、老板娘有一个圆脸、潇潇从小吃到大的那家。
走到巷口的时候,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潇潇感觉到了我的迟疑,握紧了我的手,手心是热的。
“没事。”她低声说。不知道是在安慰我,还是在安慰自己。
我们走进巷子的时候,米粉店已经开门了。灶上的大锅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老板娘正在案板上切卤肉。她抬起头来,看到了潇潇,脸上那个热络的笑容瞬间绽放了。
“潇潇!又回来啦?这次住几天?”
“就两天。”潇潇笑着说,用的是地道的阳朔方言,语调和节奏都和在省城时完全不同,像是一个演员上了台,瞬间进入了角色。
老板娘的目光从潇潇身上移到我的脸上,顿了一下。她认出了我,这一点我百分之百确定。她的笑容没有任何变化,但眼神里多了些什么,像是一层薄薄的霜。
“还是二两卤菜粉?”老板娘问。
潇潇点了点头。老板娘开始烫粉,动作干脆利落,漏勺在滚水中翻飞,米粉在沸水里散开又聚拢,像一朵盛开又合拢的白花。
粉端上来的时候,我问了一句“多少钱?”
老板娘看了潇潇一眼,然后看向我。那一眼很短,短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我捕捉到了。那是在确认某件事——确认潇潇会怎么接这句话。
“十三块一碗。”潇潇替老板娘回答了,然后用普通话说了一遍,像是翻译给我听。但她说的不是十三块,她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