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写到凌晨三点。
潇潇中途醒了一次,看到我坐在电脑前,屏幕的光把我的脸照得惨白。她没有说话,只是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背对着我。我知道她没睡着,因为她的呼吸声不对——太轻、太快,是清醒时才有的频率。但我们都选择了沉默,像两个在黑暗中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彼此都看见了,却谁也不肯先开口。
第二天一早,我们退了房,打车去了桂林两江机场。一路上潇潇都在看窗外,那些喀斯特山峰飞后退,像一幅被风吹散的山水画。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冰凉,但在我的手心里慢慢暖了起来。
飞机起飞的时候,她忽然开口了,声音很轻,被引擎的轰鸣声几乎盖过。
“陈默,你以后还会跟我回阳朔吗?”
这个问题像一颗没有拉环的手雷,安静地躺在我们之间。
“会。”我说。
潇潇没有再说话。她把头靠在我肩膀上,闭上了眼睛。我不知道她信不信我的话,也不知道我自己信不信。我只知道,有些事情一旦开始,就没有办法当作没有生过。
回到省城后的第三天,我把整理好的材料给了几个我之前联系过的媒体人。一个是我大学时期的学长,现在在某都市报做深度报道的记者,姓陆,我叫他陆哥。另一个是在一次互联网行业会议上认识的,在某知名调查新闻平台做编辑,叫方远。我把材料打包给他们的时候,附了一句话“这件事可能比看起来的要大,你们评估一下。”
两天后,陆哥回了我消息“材料我看完了,很扎实。但我们最近在跟另一个选题,人手不够,可能要等一等。”这个“等一等”意味着什么,我很清楚。在媒体行业,“等一等”往往是“永远等不到”的体面说法。
方远的回复更直接“素材很有价值,但我需要更多的一手证据。你提供的东西大部分是观察记录和网络资料整理,缺乏直接证据链。如果有录到店家亲口承认‘因为你是外地人所以价格不同’的录音或视频,会好很多。另外,如果有人愿意实名接受采访,说明自己因为曝光‘阴阳菜单’而遭遇过威胁或者暴力,那就更有说服力了。”
我盯着方远的消息看了很久。录音。实名采访。被威胁的受害者。这些东西我一个都没有。
那天下午我请了半天假,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开始梳理下一步的调查计划。我建了一个加密文档,把所有线索分门别类地整理好——商家名单、价格差异数据、网络帖子的截图、我和那三个人在仓库里的对话记录。文档的标题打了又删,删了又打,最后只留下了两个字阳朔。
接下来的两周,我利用业余时间继续深挖。我找到了当年那个被打断腿的米粉店老板的家属。过程很曲折——先是在一个本地论坛的旧帖里看到了一个Id“漓江边的石头”,这个Id在某个帖子的评论区提到了“我爸爸的店”,然后我通过这个Id的言记录找到了她的微博,又从微博的校友信息里锁定了她可能在南宁工作。我在LinkedIn上找到了一个同名同姓、学校和专业都对得上的人,给她了一封长私信,说明了我的来意和身份。
三天后,她回复了。
她没有拒绝我,但也没有同意。她只回了一句话“我妹妹去年嫁人了,爸爸坐了轮椅去敬的酒。你想知道什么?”
我没有直接问问题,而是把我的手机号码留给了她,说如果她愿意,可以打电话给我,什么时间都行。
那天晚上十一点,我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一个南宁的号码。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年轻,是一个女声,带着浓重的桂林口音,说话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压低声量,好像怕被别人听到。她姓陶,叫陶小禾,二十五岁,在南宁一家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她爸爸叫陶德胜,今年五十三岁,三年前被一辆没有牌照的面包车撞断了左腿的胫骨和腓骨,做了两次手术,至今走路还是一瘸一拐,需要拄拐杖。
“我爸不是不配合他们,”陶小禾的声音在电话里有些失真,但那种压抑的愤怒我听得很清楚,“他就是不想搞什么外地价本地价。他觉得做人要厚道,开店要诚信。他来多少钱的粉就卖多少钱,墙上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刚开始生意确实不好,因为游客找不到他的店,本地人又觉得他家的粉没有别家便宜。后来我帮他弄了网上的推广,在美团和大众点评上做了活动,生意慢慢好起来了,有游客专门导航找过来吃。”
她的声音顿了一下。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很轻很轻的吸鼻子的声音。
“然后他们就来‘谈’了。”
“谁?”
“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我爸也不说。但我知道他们是从哪来的——就是镇上的那些人,和米粉协会的人一起。”
米粉协会。
这四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脑子里的迷雾。我一直以为维系那张网的是一些灰色的、地下的力量,没想到它居然有一个堂而皇之的名字——米粉协会。
“阳朔有米粉协会?”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拔高了。
“有。我爸之前也是会员,每年交会费。但他出事后就退了。不,不是退了,是被踢出去的。”陶小禾的声音开始抖,“你知道吗,他们来‘谈’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来的,也不是两个人。来了七八个人,有米粉店的老板,有米粉协会的一个什么主任,还有一些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的人。他们说,你爸如果不跟着大家一起定价,就会破坏整个阳朔米粉行业的生态平衡,会对所有米粉店的利益造成损害。”
“后来呢?”
“后来我爸没听他们的。他觉得自己没做错事,凭什么要听别人的。结果你也知道了——腿被撞断了。那辆面包车没有车牌,路口监控坏了好几个,唯一拍到的画面是一辆白色的五菱宏光,但连车型都看不清。警察查了几个月,说线索太少,没法破案。”
陶小禾说到这里,终于哭了出来。不是那种嚎啕大哭,而是一种被压了很久之后终于决堤的、断断续续的抽泣。我握着手机,不知道该说什么。任何安慰的话在这种事情面前都显得轻飘飘的,像是往深渊里扔纸片。
“后来我妈去找了米粉协会的人,问他们是不是他们干的。他们说怎么会呢,大家都是做小生意的,怎么会做这种犯法的事呢。然后我妈就跪下来求他们,说我爸的店不开了,求他们放过我们家。”
我的喉咙像被人掐住了。
“我妈跪了半个小时,”陶小禾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他们没有人去扶她。后来是门口路过的一个卖菜的大姐看不下去了,把她从地上拉起来的。”
电话挂断之后,我在书房里坐了很久。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远处的写字楼群像是另一个星系的星座,冷漠而遥远。我打开那个加密文档,在“受害者”一栏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打上了陶德胜的名字、年龄、住址、受伤情况,以及一个女儿对父亲无声的告白。
我忽然想起了那个老人在仓库里说的话——“我们穷了一百多年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现在我懂了,那不是悲悯,不是无奈,而是一张用百年的贫穷和忍耐织成的、密不透风的网。这张网不只是网住了外地游客的钱包,它网住了一切。它网住了陶德胜的腿,网住了陶小禾母亲跪下去的双膝,网住了那些被删除的帖子、被注销的账号、被叫去喝茶的记者。
而网的另一端,握在谁的手里?
我开始查找阳朔米粉协会的资料。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协会在网上留下的痕迹非常少,只有几条零星的新闻和工商注册信息。根据公开资料,阳朔米粉协会成立于2oo9年,注册地址在阳朔镇某条街上,法定代表人的名字叫周茂才。我在地图上搜了一下那个注册地址,现是一个居民小区的一楼,门牌号标着“xx路xx号”,但街景地图上显示那是一个普通住宅,没有任何招牌或标识。
我搜索了周茂才这个名字。搜出来的结果不多,但每一条都很有意思。2o15年,阳朔县召开餐饮行业座谈会,周茂才作为米粉协会的代表出席,在会上强调了“规范行业秩序”的重要性。2o18年,一篇阳朔本地的新闻报道中提到,周茂才被评为“阳朔县优秀民营企业家”,报道中配了一张照片——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方脸,宽额,皮肤黝黑,穿着深色的夹克,站在一群人中对着镜头微笑。
我看清了那张脸。
不会错的。就是那天晚上在仓库里,坐在桌子一端、头花白、面容和善、声音沙哑的老人。那个说“我们穷了一百多年了”的人。那个在官方报道里被称为“优秀民营企业家”的人。那个在陶小禾的叙述中,出现在她家门口、坐在一群人中、看着她母亲跪了半个小时而没有去扶的人。
周茂才。
我的手在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那种愤怒不是暴烈的、冲动的,而是冷静的、克制的、像冰面下的暗流一样沉重而危险的愤怒。我知道了他的名字,知道了他的身份,知道了他在这个系统里的位置。但知道这些和改变这些之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证据。
我需要证据。不是我的笔记本上那些观察记录,不是网络上的二手资料,不是陶小禾的电话证词。我需要的是能够被法庭采纳的、铁证如山的一手证据。我需要拍到米粉店老板娘亲口说出“因为你是外地人所以价格不一样”的录像,需要录到周茂才或者他的人亲口承认“价格联盟”存在的录音。
我需要回到阳朔。
潇潇知道我的决定后,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整整一个小时没有出来。我听到她在里面走来走去,有时候停下来,像是在想什么,然后又继续走。当她终于打开门的时候,她的眼睛是红的,但脸上没有泪痕。她已经哭过了,也决定了什么。
“我跟你一起去。”她说。
“潇潇——”
“我不是要拦你,”她的声音平静得不像她,“我是要去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