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并没有多想。网络上这种事情太常见了,一个引了巨大争议的视频,平台方往往会在舆论酵到一定程度之后将其下架,这不过是例行操作而已。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视频的删除时间是在凌晨三点四十分左右,也就是我的微博出去大约不到一个小时之后。这个时间点让我觉得有些微妙,但也仅仅是微妙而已。
真正让我开始感到不安的,是当天下午出现在我经纪公司门口的那个人。
下午两点多,我刚吃完午饭坐在沙上想再眯一会儿,大梁突然推门进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那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穿着一件洗得白的格子衬衫,头乱糟糟的,像是好几天没洗,眼睛下面挂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他的嘴唇是干裂的,皮肤是那种长期不见阳光的病态苍白,整个人散着一股浓烈的烟味和焦虑的味道。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的眼神。那种眼神我见过,在那些走到绝路上的人脸上见过,是一种混合了恐惧、愤怒和绝望的神情,像一个快要溺毙的人在水里拼命地扑腾。
“这位是?”我站起来,看着大梁。
大梁的表情很复杂,像是吞了一只苍蝇。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最后侧身让了让,示意那个人自己说。
那人往前走了两步,站在我面前大概一米远的地方,浑身微微地着抖。他盯着我看了大概五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像是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的“陈默老师,求求您,把那条微博删了吧。”
我愣住了。
“您是……?”
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把自己所有的力气都凝聚在这口气里。他的胸膛鼓起来又塌下去,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眼眶慢慢地红了。“那个视频里的人,”他的声音开始颤,“那个骑电动车的人,是我弟弟。”
空气像是突然被抽走了。我站在原地,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嗡嗡地响,像一台快要烧坏的机器。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所有的声音都卡在喉咙里,一个字也出不来。
“他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人。”这个男人的声音开始变得破碎,像一块玻璃被人握在手里慢慢捏碎,“他不叫张伟,不在什么公司上班,没有撞过老人,不是路怒症。他叫林晓,今年二十七岁,在城南一家汽修店打工。他骑的那辆电动车是他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的二手车,没有改装过,车不可能标。他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人,他不是。”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擦过木板“那视频里……他确实撞了人,也确实说了那些话。”
“我知道。”林晓的哥哥说,眼泪终于从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滚了下来,“但你们人肉出来的那些东西都不是他。你们说他叫张伟,他就不叫张伟。你们说他在某某公司上班,他就不在那里上班。今天早上开始,他的手机就没停过,几千条短信,几万个未接来电,有人在短信里说要去他住的地方找他,说他该死,说他应该被枪毙,说他应该被车撞死。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一个人躲在出租屋里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把手机卡拔了,蜷在墙角不敢动。”
房间里安静极了。大梁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我看着面前这个崩溃的男人,看着他脸上的泪水在灰尘里冲出两道白痕,心里有什么东西在一点一点地往下沉,像一块绑了石头的铁板,慢慢地、不可阻挡地坠入了黑暗的深处。
“那个视频不是真的。”林晓的哥哥突然抬起头来,眼神变得异常坚定,像是做了一个什么决定,“我弟弟跟我说,那不是真的,那不是一个真正的盲人,那是他认识的人。他们是一起的,那条视频是——是摆拍的。”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挂掉电话的。
我的手还在抖,不是愤怒的那种抖,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寒意。窗外的阳光很好,三月的上海难得有这么好的天气,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大片明亮的金黄色块。我把手伸进那片光里,指尖是温暖的,但我整个人都是冷的。
我点开了那个被转了无数次的原视频截图,放大了那个女孩摔倒后的画面。她的墨镜掉了,露出一双看起来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的眼睛。我以前看这条视频的时候,觉得那双眼睛里只是茫然和失焦,是盲人应该有的样子。但现在我再去看那双眼睛,忽然注意到一个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事情。
她的瞳孔在路灯下收缩了。
正常人的瞳孔在遇到强光时会自动收缩,这属于非条件反射,不受大脑意识控制。而一个真正失明的人,特别是眼球结构已经受损的失明者,瞳孔往往是不再对光线产生反应的。当然我不是眼科医生,我不确定这个说法是否具有绝对的医学准确性,但那一刻我的脑子里就像被人按下了某个开关,所有我之前觉得不太对劲的地方一下子全部亮了起来。
她摔倒的姿态太美了,像电影里刻意设计过的镜头。白裙子在泥水里散开的角度,帆布包飞出去的距离,盲杖落到马路中间的位置,每一样东西都恰到好处,多一分则夸张,少一分则不够触目惊心。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意外事故里会出现的画面,真实的意外是狼狈的、丑陋的、不合逻辑的,而这条视频里的每一帧都像是被人精心计算过的,包括路灯打在她脸上的角度,包括那个男人把帽檐压得只露出一个下巴的构图,包括他那句“死了也活该”掷地有声的时机。
那个银色挂件,在每一个关键的画面里都在闪光。不是为了漂亮,是为了让人注意到它。是为了让人记住它。
它是一件道具。
不,不对——它是一枚商标。
我他妈像个傻子一样。
我把脸埋进手掌里,呼出的热气烫着我的掌心,那温度让我觉得恶心。我想到自己凌晨三点在录音棚里写下那篇义愤填膺的微博时的样子,想到我咬紧牙关按下送键时那种正义凛然的自我感动,想到我闭着眼睛说“愿这世间少一些看不见的恶”时那种悲天悯人的优越感。我以为自己是什么?一个声者?一个仗义执言的公众人物?一个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帮助弱者的好人?
我不过是一个被精准投放的情感炸弹炸得连骨头都不剩的靶子。那条视频的设计者们知道我会说什么话,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微博,知道我的愤怒值会被挑拨到哪个临界点。他们甚至可能算准了我凌晨三点睡不着觉的习惯,算准了我看到弱势群体被欺负就会忍不住声的软肋。他们用两分钟的精心编排,骗走了我上千万粉丝的愤怒和同情,而所有这些愤怒和同情都会被换算成流量,被那些躲在屏幕背后的人拿去变现。
我把手从脸上放下来,重新拿起手机,那条关于林晓的新闻已经挂在热搜第三了。话题的标题是“电动车撞人事件当事人哥哥声”,底下挂着的正是林晓哥哥在我经纪公司门口哭泣的照片。评论区里一片哗然,有人开始质疑视频的真实性,有人觉得事情出现了反转,有人问是不是搞错了什么。但更多的评论还停留在昨天的情绪里,他们依然在骂那个“张伟”,依然在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那个“骑电动车的男人”,好像这些信息从来没有被更正过一样。
因为在他们眼里,林晓和张伟是同一个人,都是那个应该去死的混蛋。名字可以换,照片可以换,但这个角色必须存在,必须有一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人来承担他们全部的愤怒,否则他们满腔的情绪就没有出口,就会像没有泄洪闸的水库一样把自己撑破。
而那些制造了这条视频的人,那些躲在无数个虚拟身份后面的操盘手,他们才是最应该被愤怒浇铸的东西,但他们永远有办法从这个角色里滑脱出去。他们不需要名字,不需要面孔,不需要承担任何人的任何情绪,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人,他们是算法,是数据,是一串串可以被随时注销的账号和Id。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更可怕的可能性如果这条视频真的是摆拍的,那么那个“盲人”女孩也是这场表演的一部分。她不是受害者,她是演员。她的摔倒,她的眼泪,她那只受了伤的左手,她说的那句“我是真的看不见”,全部都是台词,都是戏。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知道这条视频会带来什么后果,她知道那个素不相识的林晓会因为她的表演被全网人肉、被社会性死亡、被逼到拉上窗帘蜷缩在墙角,但她不在乎。她只在乎那根银色挂件有没有被拍到,那只表明她“身份”的道具有没有在正确的时机出正确的闪光。
我打开通讯录,想给大梁打电话让他帮我联系律师,但手指在拨号键上方停住了。我能说什么?我要起诉谁?那个女孩?那个骑电动车的男人?那个拍了视频的账号背后的运营者?我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我连他们在哪个城市都不知道。在这个巨大的、精心设计的流量迷宫里,我连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边界都分不清了,又怎么指望能找到真正的出口?
手机又震了一下。一条新推送,来自某个我不认识的新闻媒体账号。标题写着“独家电动车撞人事件疑似策划者浮出水面,系某mnet机构运营人员,曾策划多起同类‘街头测试’短视频。”
我盯着这条推送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滑掉了。
我拿起笔,在床头的一张废纸上写了一行字“我要去城南汽修店看看林晓。”写完我把纸撕下来折好放进兜里,站起来理了理衣服,准备出门。
就在我伸手去拿外套的一瞬间,手机又震了。
不是一条推送,是一条微博私信。我点开一看,是一个刚注册的账号,头像是默认的灰色小人,名字是一串毫无意义的字母和数字。消息只有一行字,白底黑字,清清楚楚地写在屏幕上
“陈默老师,您背包上的银色小星星真好看,是在哪儿买的?”
我的血一瞬间冻住了。
我僵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这行字,感觉自己的心脏正在以一个不正常的度跳动着,咚,咚,咚,每一下都重得像有人拿锤子在敲我的胸腔。我慢慢地、一寸一寸地扭过头,看向身后的沙。
我背包上的银色小星星挂件,正安安静静地挂在拉链上,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一闪一闪地着光。
那个挂件,我从来没在直播里戴过,没在照片里出现过,没有任何一张公开照片拍到了它。知道它存在的人,只有我身边最亲近的几个朋友,以及——此刻正站在我对面、或者正透过某个摄像头看着我的那个人。
我一把扯下窗帘,哗啦一声,整个房间陷入了黑暗。然后我蹲下来,把手机屏幕调到最暗,在那片微弱的光晕里,我又看了一遍那条私信。还是那行字,一个字都没有多,一个字都没有少。
我点击那个账号的头像,页面弹出一个提示用户不存在。
它消失了,像一滴水融进了大海。我翻遍了微博的私信记录,翻了三遍,那条消息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干干净净,连个影子都没有。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我的幻觉,是不是我的精神出了什么问题,但我低头一看,我的背包拉链上,那个银色的小星星挂件还在阳光里躺着,安安静静地着光。
就在那个瞬间,这条摆拍的视频,这出看似为了流量不择手段的闹剧,忽然在我的认知里彻底变了形。不是因为它的内容变了,而是因为那个给我私信的人让我意识到了一件事——也许从一开始,我的愤怒就不是一个意外。
也许从一开始,我的愤怒,就是整个剧本的一部分。而我在这出戏里的角色,远比我想象的,要深入得多。
窗外有人吹起了口哨,是一我没听过的曲子,调子时高时低,忽远忽近,像一根看不见的线,正从黑暗的某个深处缓缓地、不可抗拒地朝我伸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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