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两秒钟。
然后小雅猛地抬起头,眼神恢复了清明,困惑地看着跌坐在地上的妈妈,又看了看僵在原地的我。
“爸爸妈妈,你们怎么了?”
她跑过去拉潇潇的手,潇潇浑身都在抖,但还是在第一时间把女儿重新搂进了怀里。我慢慢蹲下来,凑近小雅的脸,仔细地看她的眼睛。她的瞳孔清澈透明,倒映着我惊恐的脸,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小小的、缩成一团的我自己。
“小雅,你刚才……”我不知道该怎么问。你刚才是不是被什么脏东西附身了?你刚才是不是替一个死了七十年的老鬼说了话?这些话我一个字都说不出口。
“我刚才怎么了?”小雅一脸无辜地回望我。
我张了张嘴,最终什么都没说。潇潇抱着小雅站起来,对我使了个眼色,那眼神里的意思很清楚离开这里,马上离开这里。
我们叫了一辆突突车,在逐渐暗下来的天色中穿过曼谷混乱的街道,往酒店的方向赶。司机是个年轻的泰国小伙,车开得飞快,在车流中像条鱼一样灵活地穿梭。后座没有安全带,我一只手搂着潇潇,一只手搂着小雅,尽量把她们固定住。风吹在脸上,带走了一部分湿气,但带不走骨头里渗进去的那股寒意。
路上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我看见路边围了一群人。不是泼水的人群,是那种围着看什么东西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鸦雀无声。司机按了几下喇叭,人群才不情不愿地让出一条窄缝,突突车慢悠悠地挤了过去。
我侧头看了一眼人群中间。
地上躺着一辆翻倒的摩托车,车身上的油漆被刮掉了一大片,露出底下生锈的铁皮。摩托车旁边躺着一个男人,一动不动的,脸朝下趴在地上,血从他身下蔓延开来,在潮湿的路面上形成一片暗红色的水洼。血水和路边的泼水混在一起,被车轮碾过,变成了一种暧昧的粉色,沿着路面的坡度缓缓流向低处。
没有人上去救他。
围观的人群安静地站在几米开外,每个人手里都端着水枪或水桶,他们面无表情地看着地上的尸体,像在观看一场与己无关的表演。然后,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一桶水从人群中泼出,精准地浇在了那具尸体上。血水被冲淡了一些,顺着尸体卷起的T恤下摆流进衣服里面。
紧接着是第二桶,第三桶,第四桶。
他们开始往尸体上泼水。不是出于尊重,不是出于任何可以称之为善意的动机。他们的脸上重新浮现出那种笑容——那种我上午在那个红牙男人脸上见过的、在小巷里的老妇人脸上见过的、在无数狂欢者脸上见过的笑容。那种笑容底下什么都没有,不是快乐,不是善意,不是祝福,而是一种更古老的、更原始的、被某种东西取代了人性的空洞。
司机突然踩了油门,突突车猛地蹿了出去。我回头看去,人群已经围得更紧了,那具尸体彻底消失在水花和人群之间。我只看见最后一桶水被高高抛起,在路灯昏黄的光线下,那些水珠看起来不像水,像是一颗颗浑浊的、灰白色的眼球,在空气中短暂地悬浮,然后坠向地面,碎裂,消失。
“每年都这样,”司机突然开口说中文,音居然比阿明还要标准,“宋干节,很多人死。摩托车,酒驾,路滑,也有人故意往摩托车轮子上泼水,骑车的人摔倒,后面的车轧过去。警察不管,管不了。”
他没有回头,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了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很年轻,但里面装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疲惫和恐惧。不是对死亡的恐惧,是另一种恐惧,一种对某种不可言说之物的恐惧。
“你们是中国人?”他问。
“对。”我说。
“中国也有泼水节吗?”
“云南那边有,但没这么……”我斟酌了一下用词,“没这么疯狂。”
司机沉默了一会儿,突突车在一个红灯前停下来。周围的车辆和行人像潮水一样从我们两侧涌过,有人笑着往我们的车上泼了一瓢水,水从遮雨棚的缝隙滴进来,落在潇潇的肩膀上。
“你们不该来的,”司机突然说,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什么听见,“不该在这个时候来。”
“什么意思?”潇潇问。
红灯变成绿灯,司机没有回答,一脚油门冲了出去。车在酒店门口停下,我掏出一张五百泰铢的纸币递给他,他没有接,只是摇了摇头。
“今晚待在酒店里,不要出门。”他说完这句话,调转车头,消失在车流中。
我站在酒店门口,看着他的车尾灯逐渐变成两个模糊的红点,融进曼谷流光溢彩的夜色里。酒店大堂传来轻柔的泰式音乐,门童微笑着替我们拉开玻璃门,空调的冷气扑面而来,带着一股柠檬草精油的香味。这一切看起来如此正常,如此安全,如此像一个普通的、美好的热带假期。
但我转过身,看向酒店玻璃门外面的街道。
那些狂欢还在继续。那些人还在泼水,还在笑,还在用那种空洞的眼神注视着彼此。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那些影子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扭曲、交缠、分裂,像是一群没有实体的东西在举行某种古老的舞蹈。
我拉上了窗帘。
那一晚,小雅起了高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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