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害怕的,从来不是病人。
是那些不肯承认自己有病的人。
有一年冬天,一个高中生被送来。
焦虑、失眠、割腕。
父母坐在诊室里,一脸不解。
“他什么都不缺,为什么想不开?”
周砚看着那个低着头的孩子。
“他缺被听见。”
治疗很漫长。
药物调剂,心理疏导,一次次谈话。
有时进展很慢。
慢到他自己都怀疑。
可半年后,那孩子拿着录取通知书回来。
“谢谢你。”
那一刻,他突然觉得所有的夜班都值。
精神科的夜班很安静。
灯光昏黄,护士站低声交谈。
偶尔有病人失眠,在走廊来回走。
他常常坐在办公室里,看病例。
窗外是城市的灯火。
里面是另一个世界。
他见过妄想自己是皇帝的人。
见过坚信自己被监控的人。
也见过笑着讲完故事,转身却吞下一把药的人。
精神病不是戏剧化的疯狂。
更多时候,是无声的塌陷。
三十七岁那年,他差点辞职。
一个患者出院后复,自杀。
家属在医院闹。
“你们没治好他!”
他沉默。
医学从来不是万能。
精神科更不是。
那晚他一个人坐在值班室。
第一次怀疑自己。
是不是救不了人?
第二天,一位老太太拉住他。
“医生,我儿子现在能睡觉了。”
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很粗糙,却很温暖。
他忽然明白——
精神病医生,不是拯救者。
是陪跑的人。
你不能替他们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