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搬进这栋老公寓的第一天,我就知道隔壁住着一个难缠的老太太。
那是七月的最后一天,广州热得像蒸笼。我扛着两个编织袋爬上七楼,汗顺着脊背淌成了一条河。这栋楼没有电梯,楼道里的灯是三拍一亮的声控,墙皮剥落得像得了皮肤病,露出下面暗红色的砖。
7o3,就是这里了。
我正低头掏钥匙,隔壁7o2的门开了一条缝。
一条枯瘦的手臂从门缝里伸出来,手指弯弯曲曲,指甲又长又黄,像老鹰的爪子。那只手在空气中抓了抓,然后一个沙哑的声音从门后飘出来
“新来的?”
我转过头,从那条巴掌宽的门缝里看见半张脸。
那是一张老得不能再老的脸。皱纹深得像刀刻,皮肤薄得几乎透明,能看见底下青紫色的血管。她的眼睛很奇怪——不是老年人常见的浑浊,而是亮得过分,像两颗被水泡过的玻璃珠,圆滚滚地嵌在眼窝里,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是,是啊。”我勉强笑了笑,“阿姨好,我姓陈,刚搬来,以后多多关照。”
老太太没有笑。她的嘴唇动了动,我看见她的牙齿——不是假牙,是真正的牙齿,又小又尖,排列得不很整齐,像小孩子换牙前的乳牙。
“年轻人,”她说,声音像砂纸磨过粗糙的水泥地,“住在这里,晚上十点以后不要出门。”
“啊?”
“十点以后,”她又重复了一遍,声音压得更低了,“不要出门。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开门。尤其是——不要敲我的门。”
门“咔嗒”一声合上了。
我站在走廊里,手里攥着钥匙,愣了好一会儿。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黑暗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带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不是霉味,也不是垃圾的臭味,而是一种更古老的、更稠密的东西腐烂的味道。像是什么东西死在墙里了。
我甩了甩头,把钥匙插进锁孔。
租这套房子是不得已的事。公司在天河,附近的小区单间都要三千往上,我一个刚转正的文案策划,月薪六千五,交完房租连饭都吃不起。这栋楼在美团和饿了么骑手中间很有名——便宜,七楼无电梯的单间月租只要一千二,房东不问你要工作证明,也不查征信,只要你按时交钱,你就是在屋里养恐龙他都不管。
房子是旧了点,但胜在便宜。
我的房间大概二十平米,带一个只能转身的卫生间。窗户对着隔壁楼的墙,间距窄得能和对面的住户握手。墙纸黄了,角落里有水渍,形状像一张摊开的地图。床是一米二的铁架床,铺着不知道多少人睡过的棕垫,我套上自己带来的床单,勉强能忍。
收拾完东西已经是下午四点了。我下楼买了桶泡面和一打矿泉水,回来的时候又在走廊里遇见了7o2的老太太。
这次她站在门外。
她比我刚才从门缝里看到的还要瘦。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对襟棉袄——大夏天的穿棉袄——整个人像一根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晾衣杆,随时都会被风吹倒。她的头全白了,扎成一个摇摇欲坠的髻,用两根黑色的铁丝别着。
她在烧纸。
就在走廊里,7o2的门前,放着一个铁盆,里面堆着黄纸和冥币,火苗舔舐着纸页,灰烬飞起来,飘飘扬扬地落在走廊的地砖上。
“阿姨,这……”我犹豫了一下,“在走廊烧东西不太好吧?物业不管吗?”
老太太抬起头,那双过分明亮的眼睛看着我。
“给老伴烧的,”她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他走了二十年了。每年今天给他烧点纸钱。物业不管,这栋楼没有物业。”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比如节哀,比如注意防火——但老太太已经低下头继续烧纸了。火光映在她脸上,把那些皱纹照得忽明忽暗,像一幅会动的油画。我注意到她的嘴唇在动,喃喃地说着什么,声音太小了,听不清楚。
我退回自己的房间,关上门。
那天晚上,我躺在陌生的床上,听着窗外空调外机的嗡嗡声,和远处马路上夜归的摩托车声,翻来覆去睡不着。手机显示凌晨一点十七分。
然后我听到了声音。
从隔壁传来的。
不是电视的声音,不是收音机,也不是老太太的鼾声。是一种很奇怪的、有节奏的声音——笃,笃,笃,像是什么东西在敲击墙壁。
不是敲,是刮。
像指甲划过墙面。
一下,两下,三下……节奏很慢,很均匀,像一个人在黑暗中慢慢地、慢慢地用指甲在墙上写字。
我屏住呼吸,侧耳倾听。
声音停了。
然后我听到了一声叹息。
那声叹息不像是从隔壁传来的,倒像是从我的枕头下面、从我的床板底下、从这间房间的某个角落——某个我看不见的、黑暗的角落里——飘出来的。苍老的,疲惫的,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悲伤。
我猛地坐起来,打开了床头灯。
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墙纸上的水渍还是那幅地图的形状,窗户还是对着对面那堵墙,什么都没有变。
但我知道我没有听错。
第二天早上,我在走廊里碰见了楼下的住户,一个在附近餐厅后厨打工的中年男人,姓周,大家都叫他周哥。他正蹲在楼梯口抽烟,看见我,点了点头。
“昨天搬来的?”
“对,7o3。”
周哥吐出一口烟,眯着眼睛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7o2的门。
“见过隔壁老太太了?”
“见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