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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我们的经济理论还很陈旧啊（第1页）

张直中觉得，314甲雷达现在的技术状态已经初步成熟，今后研发314乙之类的改进型，由他的徒弟来担任改进设计主任就可以了。

他要研制机载雷达还是因为上海以及东南沿海城市防空的问题。现在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机从海上而来，建设在岸边的雷达站只有几十公里的预警距离，如果轰炸机先走的超低空航线，进入的时候预警距离可能都不到40公里。当陆基雷达屏幕里出现大批轰炸机的反射信号时，战斗机肯定是来不及拦截了。

如果把警戒雷达装在图2轰炸机（当时空军唯一获得的轰炸机）上，定期在重要港口城市外海200400公里的地方巡逻，就等于把防空警戒圈向外扩展，战斗机就有足够的时间起飞拦截。

这个想法李强觉得大的层面上是可行的，毕竟有这个需求。只是这又没地方抄了，苏联没有类似的雷达方案，至少在中国所知的苏联国防科技项目里面没有。

但是，嗯，张直中说他知道现在这种东西已经出现了，在美国。

“美国海军在1945年搞了一个‘凯迪拉克计划’，”张直中说，“我略为知道一点这个计划的内容，我有个同门师兄在缅因海军航空站工作过。美国人把雷达装到了‘复仇者’鱼雷机上面，45、46年做过很多次试验，到现在1953年了，美国可能已经搞出了这种玩意。”

李强：“看来你只从你的师兄那里知道了一些片段的信息，信息唯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把警戒雷达装上飞机这种想法确实可行’，别的就什么都没有了，是吗？”

张直中：“是啊，我的师兄不是研制团队的核心人物，只是海军航空站试验场的工作人员。再说了，他要是把这种雷达机的图纸传给了我，那他现在估计就在吃牢饭了。”

李强：“等于现在我们只知道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可以出成果的，如何做出这个东西来100%要靠自己摸索。这个计划不错，我看，你们特种电信技术所，还是叫‘小红楼’吧，写一份项目前景规划和项目报告递交上去之后，就可以开始。”

张直中：“……”

好家伙，李局长的这番话意思转折得真快。

李强鼓励张直中组一个先期探索小组来搞这件事，314乙雷达和324雷达由小红楼另外组建研制班子。从此张直中小组就开始了艰苦的八年抗战。

从1953年到1961年，平台从最初的图2进化到图4，然后又从图4平台的空警1进化到安12平台的空警1乙，一个机载雷达的想法搞成了把全国三个工业系统（雷达、计算机、大飞机）全牵扯进去的大项目。

以至于1958、1959、1960年，项目最困难的阶段，刘亚楼一提起小红楼就骂“这帮孙子把我们都套牢了”。

但是，这是中国第一个没有任何苏联援助、帮助、提示下独立进行的国防装备项目，而且是全面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项目。

在大洋彼岸，张直中念念不忘的“凯迪拉克计划”的确没有中断，美国海军先是用复仇者鱼雷机做平台，后来发现鱼雷机太小，果断换成B17G，这就是“凯迪拉克2”或者说PB1W。之后就是1954年，美国海军决定研制一种能上航母的舰载预警机E1。

北京。

在6月底7月初的酷暑中，“中央经济理论会议”又召开了。自1951年到1953年，财经委、国资委已经召开了3届经济理论方面的研讨会。

“外国人把这一群经济学家叫做什么？剑桥马戏团？”

陈沄手头是一份国外经济理论著作摘抄，上面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剑桥马戏团”。

张培刚：“基本就是凯恩斯学派以及围绕凯恩斯的学说扩展、发展、改进的人。现在的西方经济理论领域，主要是三个学派：奥地利学派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剑桥马戏团；芝加哥学派。”

张培刚就是在1951年的第一次会议上，说自己以前接触过库兹涅茨和弗里德曼的著作的人。当时会场上听说过库兹涅茨的人只有3个。现在张培刚的大老板就是陈沄，在财经委的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陈沄：“这三种学派的书籍论文我们都掌握了，只要一出来就尽量翻译成中文。各位觉得西方的这些经济理论的完善程度如何？”

卓炯：“陈副总理，我觉得西方这些经济理论，无论哪个派别，都有一种‘弃简就繁’的感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它非得弯弯绕，有时候一本书绕了13，才说到正题。”

卓炯拿起手头的一本乔治？斯蒂格勒的书《价格理论》，“你看，他为了阐述大萧条的起因和根源，什么投资啊，货币供应不足啊，市场消费者信心的上行和下行啊，从重商主义到保守主义的市场变化，等等等等。洋洋洒洒写了四十几页，而我们读他这本书，这四十几页就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资本攫取了剩余价值，导致生产相对过剩，这就行了。”

张培刚：“嗯芝加哥的新古典主义、剑桥马戏团还有奥地利学派他们各有各的解释，不过有一点相同的就是，他们在这方面的废话都特别多。”

陈沄点点头：“这就是研究问题的正确方式了，很好。我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写的经济理论著作？就是为了看他们怎么分析社会生产活动，怎么分析经济发展，包括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怎么总结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性的东西。”

“废话当然是有的，这些经济学家其实内心是明白道理的，可为了不违背他们的政治正确，他又不能直接说剥削关系，得遮遮掩掩地说一大堆弯弯绕的话。我们呢，直接忽略掉，快进到后面的有价值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公式和公式后面所描述的规律。我现在觉得，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学这些经济学理论，可能比他们国家的经济学学生学得还快，因为我们省略了很多废话，直接进入到书的精髓里头。”

列席中央经济理论会议的还有许多大学和商界的“老一辈”经济学理论家，这和第一届会议时一样。

两年前他们刚步入会场的时候还是很自傲的，觉得自己满腹经纶，国家现在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这太好了，我一定当好这个老师。然而陈沄一开头就直奔后凯恩斯时代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去了，让他们这些上古（不能说古典主义流派，奥地利的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其实解释的也是当今世界的经济活动）经济学家全体懵了。

最后是少数新近去美国留学、脑子里的知识结构比较新的少壮派火箭式提升上去了，其中一些早年是共产党员的、解放前‘投共’了的，甚至成为研究经济理论甚至参与制定经济和财政政策的小组成员。其他的其他的人也有不少开始钻研新理论的。虽然都是一把老骨头，但其中还是有一些老骨头愿意接受新事物。

而最近这两年国内建设和经济发展当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的确在现实中给所有人上了一课：搞经济没那么简单。

比如《中国经济学导言》的作者马哲民，第一次会议上被陈沄问懵的那位，现在知道了：当年国府搞经济只听四大家族的，但实际上，当时就算国府听了他们这些学者的经济学理论，可能民国的经济还是会一团浆糊。

在这些新锐经济理论中，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经济学说被提到的比较多。关于通胀的论述，米尔顿主张在通货膨胀与货币供给之间有着一个紧密而稳定的连结关系，这和52、53年中央对财政和人民币的发行管理当中遇到的问题基本吻合，也就是说，中央在去年用弗里德曼的理论成功地解决了问题。

关于市场方面，弗里德曼认为价格在市场机制里扮演调度资源所不可或缺的信号功能，反对政府对于市场价格的管制。这经过研究之后，中央认为，计划和市场是都不能缺的。尤其在现在这个背景下，脱离了计划的调控，国内市场无法做到弗里德曼所说的那种调度资源和信号功能。

关于1929年大萧条，弗里德曼认为这是“大紧缩”，认为美国政府无法对货币需求做出反应，造成银行丧失了处理能力，在对黄金和货币的汇率进行限制的同时却没有修正通货紧缩的压力，结果导致了经济大恐慌。

但是根据弗里德曼的这一理论，现在美国的货币美元，独树一帜地坚持金本位体制，靠美联储手里储备的巨量黄金作为根基，每一美元对应的黄金量是绝对固定的，那岂不是同样存在巨大的隐患吗？

黄金总量是有限的，增长速度也是有限的，远远低于社会生产发展速度和货币需求量的增速。难道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论，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因为美元的金本位制，未来会接二连三地发生萧条和危机？

虽然推论耸人听闻，但弗里德曼却用一个又一个的公式和数据把他的理论阐述得很清楚。

“关于市场调控和指令计划方面，我们不能直接采用西方的经济理论。关于货币方面，弗里德曼对美国经济前景的预测又很惊悚，但我们又没法给出一种可以替代弗里德曼理论的解释。我们的经济学理论方面还是有些薄弱和陈旧啊。”

陈沄放下手头的材料，缓缓说道，“还得继续引入更加新一点的经济理论。”

卓炯、张培刚、马哲民：“……”

好家伙，芝加哥经济学系（芝加哥学派）的学报现在中央编译局是全本翻译，只比美国杂志的上市时间晚两个月。然后陈沄还觉得经济理论有点“陈旧”。

卓炯：“陈副总理，更新的经济理论，我们可能是没法找到现成的东西予以引入了，可能得我们到实践中去摸索。”

陈沄：“这是有必要的。就比如像你，51、52年在广东第一线从事经济政策制定的工作，还亲自做过贸易和债券发行，就比较了解这些东西的实际作用。我看中央经济理论研究小组以后就都采用这种模式了，研究员下到各省去，各省的经济政策研究室则上到北京来，经常搞人员的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