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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工商业税税制改革（第1页）

国家借钱分两种：一种向国内借钱，一种向国外借钱。

荣毅仁谈了半天中国现在是资本洼地甚至资本荒漠，当然他说的是向国外借钱。前段时间在香港发行的国家主权债券让他受到了启发看来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并不是那么严密，不但英国人堂而皇之地“自由贸易”上了，甚至美国的财团现在都有点蠢蠢欲动，7月份已经有议员在国会正式诘问“难道有人觉得台湾岛的商机比中国大陆还大吗？”

政治正确和商业利益至上，两种原则的交锋在美国也是无时无刻都有，只是政治正确现在占据上风而已，反对的声音一直都存在。

香港的主权债券发行结束之后，中国的政府债务已经相当于年度财政收入的15，看起来已经够了，不能再高了。不过荣毅仁觉得并不是这样，他觉得比例还可以更高。

荣毅仁的理论是：中国现在的国企每年的利润是全数上交的，因此，国企的利润也是“可抵押物”的一部分，可拿来作为借钱的基础。

现在中国虽然还没有全面公私合营对私营企业国有化，但老东北解放区的企业、关内解放各城市之后没收的官僚资本，这些大多是企业。每年国企上交的利润和财政收入差不多的数量。抗美援朝那一年国家财政能撑下来，企业利润至少占了5成功劳。

如果把国企利润也纳入其中，政府还可以再借一倍的外债。

借外债其实就等于国内走“快捷通道”获得资本借钱成功并不是外国人把钞票一车车地运给你，如果是定向贷款，通常就是在国外采购机器设备及其他开工厂所需的物资，运回国内，外国人看着你建工厂，工厂运行起来赚钱，赚到的钱还给他。

五年之后贷款还清，歪果仁拿回本金利息，留下了一座八成新的工厂，国内增添若干就业岗位，这些拥有5年工作经验的工人本身也是一笔财富。

比外债更黑一点、但也能流入资产的是外国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的工厂投资方要的就多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投资方一直都有资格拿，当然不是拿走全部，国家税收会分走一部分。但是外国直接投资同样可以增添国内的制造业能力，增加就业岗位。

外国直接投资目前还不考虑，但先把国家贷款潜力挖到极致，这就是荣毅仁的建议。

“陈副总理，这种贷款不是以国家财政为抵押的，所以它的贷款方应该是国资委。”荣毅仁最后简单地做了个概括。

陈沄：“之前我们以国家的名义在香港发了一批债券，现在，又以国资委的名义发行债权，嗯会有人买吗？毕竟这是个新事务，国资委本身也是一个新机构，老外不一定认可。”

“有的，有的，”荣毅仁点头回答道：“我几个叔叔伯伯的产业，解放前有撤到海外的，安顿在台湾的可能暂时不敢投，但在南北美洲和英国的应该可以。”

绕了半天，原来荣毅仁打的是荣家其他分支家族企业的主意。

抛开荣氏家族的这点敏感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荣毅仁的建议好像挺可行。陈沄记下了，看看过段时间能不能由国资委担纲，通过中国银行再发一批债券。只是债券上市的时候可盯好了，别让各种荣老板们把债券在海外发行的业务给暗中操控了。

“在7月份召开的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上，主席对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做了一个大致的估计。”

陈沄讲话。

“主席说，我们从1953年开始进入过渡时期，这段过渡时期会持续10到15年。主席还补充了一点，说15年之后就一定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也未必，到时候还得看效果。”

“在过渡时期，国家的经济格局，尤其是工商业格局，将会维持一段比较长时间的国营和民营并存、公有制和私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国家在这段时间的责任，除了大力加强公有制企业的建设、扩张之外，也会对民营企业进行有效的管理。”

“我们不能把过渡时期变成‘管理民营企业，管不住，再管，还是管不住，不管了，赶在局面彻底翻车之前，一二三，起！把所有民营企业全部国有化’，如果是这样，那就说明我们共产党人的治国能力没有通过考试，我们不合格。”

陈沄幽默了一句，在座的上海市委班子、工商界人士也笑了。现在的公有制企业其实已经占主要部分了，占工业总产值的68。4%，尤其是控制着几乎全部的重工业生产，局面怎么会控制不住。

“现在的国有企业，运营获得的利润全部上交。国资委成立之前利润全部上交中央政府，贴补财政。国资委成立之后，国企的利润暂时上交到国资委这里。”

“这就是国企和民企的巨大不同。民企我们现在让你们存在和发展，你们生产获得的利润，除了交税，剩下的就是你们自己的，你可可以扩大再生产，可以改良工厂的设备使其以后可以赚更多的钱而国企却不行，除非国家计委有了计划，要对这个企业进行投资搞技术升级或者革新。如果没有的话，那国企就是一头奶牛，我们整天挤奶，但就没有回头来照顾它的时候。”

“这样不行，再发展几年，情况就会很糟糕，因为绝大部分国企一直是在被压榨的状态，而民企却在自由发展，总有一天民企比国企的设备还先进、劳动生产率还要高，那时候怎么办？国企破产？”

“因此国资委在酝酿修改国企的管理制度，国企利润以后怎么使用我们还在探讨，有可能不会一味地贴补财政了，但是国企利润，我是说1952年的，也确实上交出去了。而民企方面，我们要对现行的工商业税进行一次比较大的税制改革。”

说到税收大家就都不困了，上海市委的同志来了精神，而参会的工商界人士心里一个咯噔。

中央书记处制定的路线图是最终国企和民企同标准纳税同样类型同样档次的企业，国企交多少，民企也交多少。而国企看起来好像税比以前多交了，但接下来国资委会制定企业上缴的利润返还制度，依据行业不同返还3060%，国企可以用这笔返还的利润自己搞技术小革新，可以作为奖金发下去提高工人积极性，还可以连着攒几年的利润搞比较大的技术革新。

当然这些利润怎么使用也是有基本法以及由国资委的监察机构监督的。

要让国企能得到一部分利润，国家又得保证财政收入不减少并且还能较快增加，那肯定得税改。

根据政务院1950年3月颁布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和《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国家征收的税种一共14种，“只有”14种。收入比较大的税种有公粮（农业税）、关税、货物税、工商业税、房产税、地产税。

1951年之后确定农业税的税率从17%下降到13%，但仍然是一笔相当大的实物收入，国家财政的三大支柱之一。

盐税在民国时期税率极高，因为这其实是变相的人头税，每个人无论贫富，都要吃不多相同的数量的盐，盐场还比较集中，税好收。不过盐是民生物资，建国之后已经把盐税砍到和其他矿产资源税一个档次的水平，也就收不到多少钱了。

工商业税也是三大支柱之一，但是现在工商业税收上来的总额还略低于农业税，这太不正常了。

现行的工商业税征税范围较窄，税率档次较多，计算方式复杂，结果就是很多的工商业企业在运营的时候没交税，就算企业主不逃税，国家也经常忘了这一茬。

1952年7月中央会议决定对税制进行“修正”，有关工商业税的主要修正是：

工商业应纳的印花税、营业税及营业税附加，均并入营业税内合并征收，税率，调整为1。5%～15%；

所得税与地方附加合并征收；

已纳商品流通税的商品，工业和商业的营业税都不再缴纳；不纳商品流通税和货物税的商品货物，无论工业出售或商业零售，均照纳营业税；

总之就是让税收覆盖面更广。但同时，纳税的流程手续简单化了，小型工商户及摊贩的纳税手续，营业税和所得税合并计算，按月缴纳，大中工商户分开缴纳，但这些税收也都比以前缴税核验流程更快。

实际上，在改革营业税的时候，税务系统的同志还提出了把营业税改为“流通税”或者“消费税”的想法，营业税其实还是太粗略了，商店只看店面大小来估测，工厂也是看厂房多少机器设备多少。如果以流通的商品量计税，那肯定就会更精确。

只不过，无论是税务同志自己想出来的“流通税”还是模仿美国的“消费税”，以现在税务系统的稽查征收能力，成本都有点高，最后决定是暂时搁置，但以后会定期拿出来重新考虑的。

“国家汲取能力。”

“这个概念是说，政府从社会获取财政资源的渗透能力，它是一部国家机器的基本职能。”

“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流，政府就不可能存在。所以约瑟夫？熊彼特说过这样一句话：现代国家其实不如称之为‘税收国家’。熊彼特认为，国家机器或者说政府从最本质上来说只需要做好两件事就可以了：好好收钱，然后再好好花钱。”

陈沄经常引用各种经济学家数学家的理论，现在中央以及地方的同志在开会时已经见怪不怪了。

“1949年以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提高国家汲取能力方面，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税收系统进步却还不太显著。”

“由于税收如此重要，因此，加强汲取能力就成为了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中心任务。然而，汲取并非容易。汲取能力在国与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时期其水平变化也很大。一个评价国家建设能力进步的方法就是测度流向各级政府的资源。”

“社会主义税收的原则是什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既然我们相信自己花钱花得很好、每一笔都花得很正确、很高效、很节省，都用在了正事上，我们就该放下心里的负担，好好收钱，理直气壮地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