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图书馆,她走进阅览区,窗户半开,阳光斜着照在落地窗上的灰尘里,空气是浮着的。
她坐下,把书摊开,看了一页又一页。
没记住什么。
只是习惯性地划了两行铅笔线,写了日期。
字写得很轻,像怕惊动什么已经离开的东西。
后来她陆续回到了好几个地方。
上课时,她坐在第三排,不再迟到,笔记工整。老师点她名时,她抬头,说“在”,声音不轻也不重。
她去了电影院,看了一部老片,是特吕弗的《朱尔与吉姆》。
她买了最边上的票,独自坐在红色天鹅绒座椅里,整场没吃爆米花,也没掉泪。只是灯亮时发了一会呆,等大家都走光了才起身。
那天她路过梁樾带她去的剧院。
门口有学生在发传单,她接了一张,是改编自阿涅丝·瓦尔达的独角戏。
她站在那里,读完了整张传单,最后迭好放进包里,没有买票。
日子好像真的恢复了。
她不再半夜惊醒,也不再在洗澡时忽然哭出声。
身体逐渐不疼了,腿间不再胀,乳房的红痕也退了下去。连她枕头上那个带着victor味道的地方,也因为换了床单,被风吹散了气息。
她开始用闹钟起床,早餐吃得正常。面包、黄油、牛奶,一样不落。
可有时候她坐在图书馆最角落那一格里,盯着对面的白墙,心里会冒出一个很小的问题:
“我原来真的是这样过日子的吗?”
她不确定。
只是继续坐着,继续翻书,继续划线。
仿佛只要不去回答,它就不会追上来。
这种“正常”维持了将近半个月。
没有victor的消息。
没有电话、没有短信,连社交软件上的头像都沉在那个小圆圈里,一动不动。
陈白没有主动去联系他。她以为他也不会。
她甚至有点庆幸这一切就这样停住了。像是一场失控的梦醒了,只留下酸痛和模糊的记忆,但梦本身已经被塞进了时间的抽屉。
她继续上课、写论文、洗衣服、买菜,看起来完全恢复成那个“会坐在图书馆里划线”的人。
直到那天晚上,她打开邮箱,看到一封无标题的邮件。
发件人是victor。
没有正文。只有一张扫描的纸。
黑白的。
用钢笔写的诗。
没有落款,也没有收件人。
她点开,纸面略糊,像是拍得匆忙。
她盯着屏幕,看了一遍又一遍。
那首诗没有一句提到她的名字,甚至没有一句提到“你”或“我”。只有几行:
j’ai
go?te
p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