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我在城东一家国营棉纺厂做机修工。
三班倒,日子像车间里那些老掉牙的机器一样,重复、嘈杂,沾满棉絮和油污。
我年轻,能扛,就是觉得睡不够。
特别是下了夜班,脑袋里像塞满了湿棉花,沉甸甸,晕乎乎,倒在床上就能死过去。
可最近,不对劲了。
先是夜班后的困意,来得迟了。
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洗把脸,躺下,眼皮却像被棍子支着,合不拢。
脑子里那台纺机还在转,嗡嗡响。
得翻来覆去烙饼似的折腾两三个钟头,才能勉强迷糊过去。
接着,连这两三个钟头的迷糊,也变短了。
睡是睡了,可浅得像一层油花浮在水面,一点风吹草动就醒。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
眼睁睁看着窗外天色从墨黑变成蟹壳青,再变成惨白。
而我的身体,并不觉得特别累。
只是脑子木木的,像蒙了一层塑料布,看什么都隔着一层。
我去厂医务室开了点安眠药。
起初有用,能囫囵睡上四五个小时。
但很快,药效就跟不上了。
加倍吃,也只能换来两小时破碎的梦境,醒来后口干舌燥,心跳得像要撞碎肋骨。
更怪的是,白天上班,本该因缺觉而昏沉的我,精神头居然还不错。
手脚利索,眼明手快,甚至能察觉机器运转中比以前更细微的异响。
老师傅拍我肩膀:“小屠,年轻就是本钱啊,夜班连着上都不见你蔫。”
我心里却有点毛。
这不正常。
人就像一根皮筋,绷紧了得松,松久了得紧。
我这根皮筋,好像只会越绷越紧,松不下来了。
我把安眠药停了。
想靠硬熬,把瞌睡熬回来。
结果更糟。
连续三天,我加起来睡了不到五个小时。
不是不想睡,是睡不着。
身体躺在床上,意识却像被关在一个亮堂堂、空荡荡的房间里,无比清醒。
能听见隔壁夫妻的鼾声,听见老鼠在顶棚跑过,听见自己的血液在耳朵里汩汩流动。
时间被拉得无限长。
每一秒都清晰可数。
我开始害怕夜晚,害怕那张床。
车间主任看出我脸色不对,眼圈乌黑,但眼神亮得吓人,便让我调去上长白班。
我以为规律作息能好些。
没用。
晚上依旧清醒得像白天。
我开始在深夜爬起来,在狭小的宿舍里转圈。
或者走到空无一人的厂区,看那些沉默的巨型机器,在月光下投出狰狞的影子。
棉纺厂有个老仓库,废弃多年,堆着些破旧设备和霉的棉包。
厂里流传着些关于它的怪谈,说以前有女工想不开在里面上吊,夜里能听见哭声。
我那时不信这些。
但现在,漫漫长夜无处可去,我竟鬼使神差地走向那里。
仓库门没锁,轻轻一推就开了,出令人牙酸的“嘎吱”声。
里面比外面更黑,一股混合着尘土、霉味和淡淡机油的气味涌出来。
我摸出手电筒,拧亮。
光柱切开黑暗,照出堆积如山的杂物轮廓,上面覆盖着厚厚的、棉絮般的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