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不再是蒙尘的历史,而是一本本散着血腥气的、沉重的总账。
而我的工作,就是确保这本总账,在尘封多年后,依然“平衡”。
任何一个“配不上对”的卷宗,都可能是一个随时会炸开的…账目漏洞。
我强迫自己继续整理。
但心态已然不同,我像个惊弓之鸟,每拿起一份卷宗,第一反应不是看内容,而是飞在脑子里、在箱子里,为它寻找可能的“配对”。
找到了,松一口气,赶紧记录归档,像送走一对瘟神。
找不到,就心惊肉跳,仿佛那份孤零零的卷宗在烫,在呼喊,在吸引着黑暗里饥饿的注视。
几天后,我最害怕的事情还是生了。
在第八箱最底下,我翻出一份极其破旧、几乎要散架的卷宗。
案由只有寥寥几字:“秦淮河畔无名氏,拾遗不报,疑有窝藏,毙于狱中,遗物无考。”
没有姓名,没有身份,没有具体财物,没有证人,没有详细审理过程。
只有“拾遗不报”这个模糊的罪名,和“毙于狱中”这个潦草的结局。
“遗物无考”四字,更是透着一股冰冷的漠然。
我拿着这份卷宗,手抖得厉害。
无名氏…拾遗不报…毙于狱中…
这算什么“盈余”?需要谁来“抵账”?
我疯了一样在第八箱,甚至倒回去翻第七箱,寻找任何可能与之“配对”的卷宗。
盗窃案?销赃案?遗失报案?甚至…其他无名尸案?
没有。
一份都没有。
这份卷宗,就像一滴墨,滴进了整齐的账本,显得那么突兀,那么…不平衡。
它是一笔“坏账”。
孤零零地躺在箱底,不知多少年了。
那天晚上,库房里的“叹息”声,变得密集了。
不再是一声,而是此起彼伏,从各个角落传来。
悠长,疲惫,带着无尽的冤屈和…一种冰冷的催促。
阴影似乎更浓了,角落里,我仿佛看到不止一个模糊的、扁平的“人形轮廓”,贴在墙上,或伏在架边。
它们没有动,但那种“存在感”,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知道,它们也在等。
等这笔“坏账”被处理。
等“账目”重新平衡。
我连续几晚没睡好,眼窝深陷,形销骨立。
同僚们都问我是不是病了,劝我休息。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病”在哪儿。
那笔“坏账”,像一根毒刺,扎在我脑子里,时刻提醒我,账不平,“东西”会饿。
而我现在,就是离这笔坏账最近的“账房”。
我再次去找胡经承,把“无名氏”卷宗的事说了。
他听完,脸色灰败,半晌不语。
“麻烦了…”他喃喃道,“这是笔‘死账’…没头没尾,没名没姓,没法‘配’。”
“那…那怎么办?”
“以往…也有过。”胡经承眼神空洞,“要么,想办法给它‘造’一个配对。”
“造?”
“找个差不多的由头,比如某个记载模糊的‘赏赐’、‘褒奖’案卷,或者…干脆做一份新的‘亏空’卷宗,跟它配上,一起归档深埋。”胡经承的声音干巴巴的,“但这需要权限,需要做得天衣无缝…而且,风险极大。”
“另一个办法呢?”我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