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字字关乎名节,为何要和一个男人写情书,留下把柄呢?
【更准确地说,两个人是假扮情侣,互相写情书。
在这场假扮情侣的游戏里,两人玩起了禁忌之恋。
在这场虚拟的恋爱游戏当中,徐知摩扮演人妻,名字叫‘仲昭’,也就是徐知摩假扮一个已婚妇女。
林常民演人夫,叫‘苣冬’。
他们假设双方都处在婚姻不自由的处境里,偷偷选择彼此作为爱人(翻译:婚内cg)。】
即便抛开三人间的复杂关系不提,单就这一件事本身,就足以炸穿各个朝代社会伦理的天花板了。
若是再叠加上之前的人物关系,那简直突破了绝大多数古人一生的认知极限。
对士大夫而言,文字与名节直接挂钩,“情书”就是情书,“情人”就是情人,没有缓冲地带。
将这类文字公开刊布,无异于主动授人以柄,自证行为不端。
在相对开放的汉唐的人们看来,此举也属惊世骇俗,足以令士林哗然,谁要是干了这事,很可能遭到弹劾、贬斥,终身被士人阶层所不齿。
宋明理学鼎盛时期,人们更认为这是天理难容、人伦尽丧的行为,发生在他们这里,绝对会导致身败名裂、遭受刑责,并使整个家族蒙羞。
而在清代律法与礼教的双重高压下,留下这样的文字记录,几乎是自寻死路。因此清代的人们更敬佩这两人的勇气了。
然而,有一种时代的气氛格格不入。
——商周时期。
对于商周时代的人们来说,这也就是一桩普通的丑闻吧,甚至可能连丑闻都算不上。
在那个时代,私通、改嫁,甚至收继婚,都不算是会导致灭门的重罪,最多被认为是家风不谨,名声上不太好听。
说白了,男女之间那点事,只要不影响王权稳定,不引发内部动乱,基本都属于内部处理的范围,算不上天塌下来的大事。
甚至,普通老百姓的这类事情连被史书记载的资格都没有。
贵族内部的风流轶事,顶多被史官用隐晦的笔法记上一句,远远达不到后世那种“伤风败俗”、“天理不容”的严重程度。
因此,看到天幕的爆料,商周时期的人们,只有看到八卦时的小小的兴奋与好奇。
他们甚至觉得后世人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啊?怎么还没他们见识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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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书内容写得十分恳切,能看出来两人演得相当投入,感情也写得特别深情。
大家可以学学这种情话话术,说不定能用得上。
我给大家念几段——这封信是林常民写给徐知摩的,也就是‘苣冬’写给‘仲昭’的:
<中招,是我的女友,我的情人,我的生死之交,我来生的情妻。>
信的最后是这么写的:
<这里的事解决了,我已决定辞去职务,希望十天内能脱身到常熟,与你相见,再商量大事。并请你原谅,我之前没和你商量的过错。
老天留我一命,是为了你,还是让我再经历更多磨难,作为我们来生幸福的代价?
十天的时间很近,用秒算有几十万。我心跳得厉害,怎么受得了?
我闻你的肌肤,想像一下也当做镇定剂,希望你能明白。>】
宋朝。
作为“程朱理学”源头之一的朱熹,他核心目标是“格君心之非”,也就是要管住皇帝和士大夫阶层。
这套理论确实是“药”,但原本是开给“士大夫”这个群体,用来治“国家腐败”的病。后来明清统治者觉得这药太苦,就把药渣倒出来,熬成了给女性喝的苦水,用来治“社会不听话”的病。
但作为敢直接要求皇帝“正心诚意”的人,朱熹是真心实感地无法忍受。
只感觉下一秒就要过去了。
“伤风败俗!斯文扫地!
此等行径,于家为不孝,于夫为不贞,于士为无耻!
若在我宋,必遭士林共弃,乡约严惩!
后世竟还将此等丑事传为佳话,礼崩乐坏,一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