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呢?”应景晟问。
“医生说我妈需要动个小手术,已经安排在后天了,留院明天做检查。”
说完,她的目光落在他手里的牛皮纸袋上,整个人定住了。
“这是我爸的证据?”她的声音有些抖。
“嗯,但不是车祸证明,是比车祸证明更有利的证据。”应景晟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把信封放在她手里。
陶新柔低下头,从牛皮纸袋里拿出一封信,那封信上的字,她熟悉的不能再熟悉。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这个字总是出现在她的草稿纸上,一笔一划地教她如何写字。
他说,他叫陶海振,她叫陶新柔,他们都姓陶,陶这个姓,左边是耳朵,右边是陶器,耳朵是用来听真话的,陶器是用来盛东西的,所以姓陶的人,要听得进真话,也要装得下委屈。
她那时候不懂,现在她懂了。
父亲用一辈子行得正,也装了一辈子委屈。
看着信封上父亲的字迹,陶新柔再也忍不住,滚烫的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滑落。
不知怎的,陶新柔似乎能看到父亲当年写这封信时的样子。
昏黄的台灯下,父亲坐在一间小小的宿舍间里,拿起笔,一笔一划地写着,他时而眉头紧锁,时而嘴角沉吟。
写到最后时,他忽然停下笔来,揉了揉眉心,他在想,怎么把工地上的工友们都往更好的日子带。
画面一转,父亲把信交给刘建国:“老刘,这东西你帮我收着,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你把它交到集团总部去。”
刘建国接过信,犹豫着问:“陶工,我们的事你别在意了,工地上,哪儿有不出事的时候。”
“谁的命不是命,谁的家不是家,谁愿意自己走了,让家里人难过地度过一辈子。”
刘建国还想说什么,父亲已经转身走了。
陶新柔仿佛预感到了当年的一切,她的眼泪掉了下来,一颗一颗砸在信上。
应景晟没说话,只是把手覆在她握着信封的手上,陶新柔愣怔了一瞬,重新涌入的思绪打断了她想念父亲的深度。
陶新柔抬起头,眼眶通红:“应景晟,我要让他付出代价,我要让他知道,他杀了我父亲,他不会有好下场!”
“我知道,但现在还不能动手。”
“为什么?我们有证据了,有举报信,有赵大勇,还不够吗?”
“够,但场合不够,现在递出去,应怀山会说是我们伪造的,董事会里一半是他的人,他一反驳,不明真相的人就会被带偏,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必须用在所有人都无法反驳的时候。”
“那是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