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起灵看着他。“带满的。”
解雨臣笑了。他笑得很灿烂,像一个听到了好消息的人,一个被从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等待中解救出来的人。他关上车窗,车子驶出营地,在戈壁滩上扬起一道长长的、黄色的烟尘。烟尘在晨光中慢慢地扩散,像一朵被风吹散的、巨大的、灰色的花。
墨灵看着那朵灰色的花在空气中一点一点地消失,收回了目光。她转过身,走到张起灵身边,站定。两个人肩并着肩,面朝太阳升起的方向。阳光照在两个人脸上,把他们的皮肤照成了一种近乎透明的白。
王胖子把最后一个背包扔上车,拍了拍手。“走了走了。上车。”
吴邪拉开面包车的车门,坐进去。王胖子坐进驾驶座,发动引擎。黑瞎子坐在副驾驶,把座椅调到最后,腿伸直,双手交叠放在腹部,闭上了眼睛。
墨灵站在车边,没有上车。她看着这辆破旧的面包车——车身是白色的,已经发黄了,有几处漆面剥落,露出下面灰色的铁皮。车窗上有几道裂纹,用透明胶带粘着。后备箱的盖子关不严,用一根绳子绑着。这辆车是吴邪从一个朋友那里借的,朋友说这辆车跑过川藏线,跑过滇藏线,跑过新藏线,跑过中国所有能跑的路。它是一辆有故事的车,和车里的那些人一样。
墨灵拉开车门,坐进去。张起灵从另一边上车,坐在她旁边。面包车的座位是连排的,没有扶手,没有间隔。两个人坐在一起,肩膀几乎碰到。王胖子挂挡,踩油门,车子缓缓驶出营地。戈壁滩上的公路笔直的,一眼望不到头,像一条黑色的、被拉伸到极限的橡皮筋,两端都消失在视线的尽头。
墨灵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戈壁滩在向后飞驰,灰色的,黄色的,褐色的,偶尔有一丛枯草从车窗外掠过,像一只被风吹跑的、小小的、灰色的动物。她的肩膀碰到了张起灵的肩膀,不是故意的,是车子在颠簸,身体在晃动,肩膀和肩膀在晃动中轻轻地、一下一下地碰在一起。每一次触碰都极短,像静电——啪的一下就分开了,但那种微弱的、细小的触感会在皮肤上停留很久。
张起灵没有躲。他甚至没有动。他的肩膀就那样和她的肩膀轻轻地碰着,在面包车的颠簸中,在戈壁滩漫长的公路上,在从荒漠到城镇的风景变换中。他偏头看了她一眼。她靠在座椅上,眼睛闭着,睫毛很长,在眼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呼吸又深又长,像一条在深水中缓慢游动的鱼。她睡着了。在戈壁滩上,在面包车里,在他的肩膀上——她的头不知道什么时候从靠枕上滑下来,靠在了他的肩膀上。她的头发扫在他的脖子上,痒痒的,像无数根细小的、在轻轻搔动的羽毛。
张起灵没有动。他坐在那里,让她靠着。他的肩膀僵了一下——不是不舒服,是不敢动。怕动一下她就会醒,怕她醒了就不靠了,怕下次她再靠过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吴邪从后视镜里看到了这一幕。墨灵的头靠在张起灵的肩膀上,张起灵的坐姿比平时更直,像一棵被风吹不倒的树。他的嘴角弯了起来。他弯的不是嘴,是心。他把目光从后视镜上收回来,看向前方。公路的尽头出现了一片模糊的、灰色的轮廓——那是城市,是有人烟的地方,是有热饭、有床、有晒得到太阳的阳台的地方。不是杭州,是去杭州路上的一座小城。但离杭州更近了,离那个叫“家”的地方更近了。
王胖子把车开得慢了一些,不是累了,是不想太快到。他想在路上多待一会儿,让墨灵多睡一会儿,让张起灵多靠一会儿,让吴邪多看一会儿后视镜里的画面。他在后视镜里看到了墨灵的侧脸——她睡着的样子比醒着的时候柔和很多,眉头没有皱,嘴唇没有抿,整个人像一朵被合拢的、收起了所有锋利花瓣的花。她在杭州的半年里学会了放松,学会了在安全的地方闭上眼睛。
黑瞎子睡着了,呼吸很轻很慢,墨镜架在鼻梁上,看不到他的眼睛,但他的嘴角是弯的,他在做梦。梦到了什么?也许梦到了戈壁滩上的那匹马,那匹陪了他三年、在蛇沼里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的蒙古马。也许梦到了墨灵,梦到了她蹲下来、用手掌贴着马的面颊、模仿母马安抚幼驹时发出的那种低频哼鸣。也许梦到了她说——“它还能走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后,马倒下了。他没有哭,但他在梦里哭了。墨镜遮住了他的眼睛,没有人看到。
车子在接近中午的时候驶入了一座小城。城不大,只有几条街,路两侧种着梧桐树,叶子已经黄了,在风中一片一片地飘下来。街上的人不多,偶尔有骑电动车的人经过,车后座上载着孩子,孩子手里拿着气球,气球是红色的,在风中飘来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