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一点十七分,台北信义区巷弄里的爵士酒吧打烊了。
沈晏之坐在黑色平台钢琴前面,指尖还压在琴键上,迟迟没有移开。
灯光师已经把大灯关掉,只剩吧台上方一盏昏黄的吊灯,照着杯盘狼藉的桌面。
调酒师阿哲在水槽边冲洗雪克杯,水声哗啦作响,混着冷气出风口低沉的嗡鸣。
空气里残留着威士忌、烟草与香水混合的气味,甜腻又疲惫,像一场散场后不愿离去的梦。
沈晏之低头看着自己的右手。
食指与中指的指节微微泛红,手背上有一条淡白色的旧疤,从虎口延伸到腕骨。
那是两年前在纽约受的伤,计程车急煞,他整个人往前撞,右手撑住前座椅背,韧带撕裂,骨裂错位。
当时他在茱莉亚音乐学院读研究所最后一年,主修钢琴,教授说他是近十年最有灵性的东方学生,萧邦夜曲弹得像月光落在哈德逊河上。
受伤之后,他休学,回台湾开刀,复健做了八个月,钱像流水一样花掉。
医师说可以日常生活,可以弹流行伴奏,但要回到每天八小时高强度练习,要挑战李斯特超技练习曲,要站上国际大赛舞台,几乎不可能。
他把手收回来,握成拳,又慢慢松开。指尖传来一阵细微的麻,像有细针在骨缝里轻轻扎。他面无表情地把拳头藏进黑衬衫的袖口里。
阿哲甩了甩手上的水,走过来递给他一个牛皮纸信封。
晏之,今晚的伴奏费,连小费一共六千二,你点一下。
沈晏之接过信封,薄薄的,捏起来没有什么份量。
他抽出几张千元钞票,手指熟练地拨过,动作很快。
那是长期缺钱的人才有的动作,带着一种近乎本能的精准。
谢了。他把钱收进黑色侧背包最内层的夹袋,拉链拉上,又按了按,确认不会掉出来。
阿哲靠在钢琴边,压低声音说,你妈妈那边,这个月还好吗。我听说松山那家长照中心又要涨价了。
沈晏之整理琴谱的手停顿了一下。琴谱是影印的爵士标准曲,边角已经卷起来,上面用铅笔写满了和声记号。
上个月帐单九万八,包含鼻胃管耗材跟复健师自费时数。
这个月护理长说,夜间照护要加两成,大概会破十一万。
他语气平淡,像在报气象。
只是,我白天跑计程车,晚上在这里弹,一个月扣掉房租跟油钱,大概剩七万多,还差一大截。
阿哲沉默了几秒,伸手拍拍他的肩膀。布料底下的肩胛骨瘦得凸起,隔着衬衫都能摸到形状。
辛苦了啦。要不要我跟老板说,周末让你多加一场。星期五晚上客人多,小费比较敢给。
不用。沈晏之摇头,把谱收进背包。你们已经帮很多了。我再想办法。
他站起身,身高将近一百八十公分,体格修长却偏瘦,黑衬衫的下摆扎进深色西装裤里,腰线绷得很紧。
鼻梁高挺,脸庞俊秀,眼睛下方有一圈淡淡的青黑,那是长期睡眠不足留下的痕迹。
酒吧里的女客人都说他长得像深夜电影里的男主角,忧郁,干净,弹琴的时候特别迷人。
只是没有人知道,散场之后,他要去开计程车,跑到凌晨四点,载烂醉的上班族去桃园,载失恋的女孩去淡水看海,再空车回内湖的老公寓,睡三个小时,又要起床去长照中心帮母亲翻身。
他背起背包,走出酒吧。
推开厚重隔音门的瞬间,台北深夜的湿气扑面而来。
九月底的夜晚,刚下过一场短暂的阵雨,路面湿滑,霓虹灯的倒影在柏油路上晕开,红的,蓝的,粉的,像打翻的调色盘。
远处传来捷运收班前最后一班列车进站的广播,隐约,遥远。
巷口有一摊咸酥鸡还开着,老板娘戴着口罩,油锅滋滋作响,香气浓烈。
沈晏之走到停车格,掀开罩在黄色计程车上的防尘布。
车是二手的丰田,里程数超过三十万公里,冷气不太冷,右后窗摇不上去,只能用胶带黏着。
他坐进驾驶座,发动引擎,仪表板亮起橘色灯光。
他打开手机里的叫车平台,准备接单。
就在这时,副驾驶座的车门被拉开,一个男人带着浓烈古龙水味坐了进来。
嗨,沈大钢琴家,这么晚还在跑车啊。
沈晏之转头,眉眼间掠过一丝防备。
来人是周凯文,三十五岁,头发梳得油亮,穿着一套剪裁合身却略显紧绷的深蓝西装,领带松开,手腕上戴着一只金表,表面在路灯下闪闪发亮。
他脸上挂着熟络的笑,眼睛细长,笑起来的时候几乎瞇成一条缝。
周先生。他语气冷淡。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台北艺术圈很小,我要找人,还怕找不到。周凯文从公事包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过去。来一根。
我不抽烟。沈晏之摇头,眼睛盯着前方。我要开始跑车了,如果你不是要搭车,麻烦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