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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6章 南陈零陵郡公侯瑱 归身有道与那场被西南风改写的水战（第1页）

序幕：一块玉的诞生

历史书上有很多大人物。帝王将相，英雄枭雄，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得很。

但在那些主角的光环背后，还站着一些人。他们不是历史的执笔人，却在关键时刻，替历史翻了页。他们的名字，往往只出现在别人的传记里，寥寥数行，一笔带过。

侯瑱就是这样一个人。

如果你在梁末陈初的乱世里扔一块石头，砸中十个将领，大概有八个的经历比他还清白。他投降过，背叛过，杀过收留他的人，也被人背叛过。他一生辗转于萧范、庄铁、侯景、王僧辩、陈霸先之间，换了五次主公，最后才在陈朝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这样一份履历，搁在太平年月，足够被唾沫星子淹死八回。但那是梁末。那是一个“忠义”两个字在生存面前轻如鸿毛的时代。门阀的余晖还在，寒人的刀锋已起，梁武帝饿死在台城，侯景把建康搅成一锅粥，西魏的军队踏破了江陵。旧秩序崩塌了，新秩序还没建起来，每个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明天，我该跟谁走？

侯瑱用一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答案不完美，但很真实。真实到让今天的我们看了，会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英雄，他只是在乱世中努力活下去、并且活出了名堂的普通人。

所以，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公元510年，巴西郡充国县。一个男孩出生了，父亲给他取名叫瑱——冠冕上垂在两侧的玉饰，用来塞耳朵的。

那块玉，后来在历史的狂风里，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

第一幕：复仇的锋刃

公元510年的巴西郡充国县，大约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

那是一个寻常的年份。梁武帝萧衍已经在位近三十年，南朝的天空还算晴朗。建康城里，皇帝正醉心于佛经和舍身同泰寺的行为艺术，而巴蜀深处的山谷之间，夷獠部落时服时叛，汉人豪强与土着首领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朝廷需要他们维稳，他们需要朝廷给名分，彼此心照不宣。

就在这样的空气里，一个男孩在侯家出生了。父亲侯弘远给他取名叫瑱，字伯玉。瑱是古人冠冕上垂在两侧的玉饰，用来塞耳朵的——大概侯弘远希望这个儿子将来能“充耳不闻”些是非，安安稳稳做个太平豪杰。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名字取得很好，但侯瑱的耳朵显然没有塞住：他一生都在听命于人，又一生都在背叛那些命令。

侯家“世为西蜀酋豪”，这四个字在史书里轻飘飘的，但分量不轻。所谓“酋豪”，不是朝廷任命的正式官员，而是地方上世代经营、有部曲、有地盘、说话比官府还好使的地方势力。放在今天，大概类似于一个有自己保安队和家族企业的“地方人大代表”。侯瑱就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可以想见，他少年时学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骑马射箭、排兵布阵，外加跟各部落首领喝酒谈判的本事。如果天下太平，他大概会继承父亲的“酋豪”身份，在巴西郡当一辈子地头蛇，偶尔帮官府剿剿匪，偶尔跟官府闹闹别扭，死了以后墓碑上刻一行字：“某公侯府君之墓”，就算圆满。

但天下没有太平太久。

大约在梁武帝中大通年间，一个叫张文萼的蜀地豪强占据了白崖山，聚众万人，公然跟朝廷叫板。梁益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命令侯弘远率兵讨伐。结果，侯弘远战死了。

《陈书》的记载极为简洁：“弘远战死，瑱固请复仇，每战必先锋陷阵，遂斩文萼，由是知名。”二十多字，概括了一个儿子为父亲复仇的全过程。“固请”二字最见性情——不是“遂请”，不是“乃请”，而是“固请”，反复请求，不达目的不罢休。这种执拗，在此后侯瑱的一生中反复出现：决定要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至于“每战必先锋陷阵”，则是典型的南朝史书笔法，简洁而有力。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每次打仗都冲在最前面，不是为了军功，不是为了赏赐，只是为了找到那个杀死父亲的人。终于有一天，他的刀砍下了张文萼的头。

从这一刻起，侯瑱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他不再是巴西郡的“酋豪二代”，而成了萧范麾下的一员猛将。萧范“委以将帅之任”，凡是“山谷夷獠不宾附者”，都派他去征讨。换句话说，侯瑱成了萧范在益州的“剿匪总司令”，专门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少数民族部落。这个职位听着威风，实际上是个苦差事——巴蜀的山谷地形复杂，夷獠部落熟悉地形、善于游击，官军进剿往往事倍功半。但侯瑱似乎做得不错：他本来就是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知道山里的路怎么走，知道部落首领们心里在想什么。累功升到了轻车府中兵参军、晋康太守。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侯景围台城的时候。

第二幕：无主之将

公元548年，侯景从寿阳起兵，一路南下，兵锋直指建康。梁武帝萧衍被困台城，天下勤王之师四集，但真正拼命的不多——大家都在观望，看谁先出头，看谁先倒下。

萧范派侯瑱辅佐自己的世子萧嗣入援京邑。侯瑱去了，但台城还是陷落了，梁武帝饿死在宫中。侯瑱和萧嗣退回合肥，又跟着萧范迁到湓城。不久，萧范和萧嗣相继去世。侯瑱突然成了一个没有主公的将领。

他手里有兵，有地盘，但不知道为谁而战。这在梁末的乱世里是常态——旧的秩序已经崩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侯景之乱造成了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之大变动，土着豪酋乘此役兴起，陈朝便是依恃这些土着豪酋所建立起来的。侯瑱正是这批乘乱而起的“土着豪酋”中的一个。有人选择效忠梁室，有人选择自立为王，有人选择投靠强者。侯瑱的选择是：先依附豫章太守庄铁。

庄铁对他心存疑忌。这也不难理解。庄铁是豫章的地方官，侯瑱是带着军队来投奔的外来户，谁知道你哪天不高兴了会不会把我赶走？侯瑱“惧不自安”，于是诈称要与庄铁商议事情，趁机把他杀了，占据了豫章。

这件事在史书上只有寥寥数语，但细想起来颇为惊心动魄。侯瑱不是没有别的选择——他可以离开，可以去投奔别人，但他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杀掉收留他的人，夺取他的地盘。这是一种在乱世中求生存的狠辣，也是一种被逼到墙角后的本能反应。

但命运很快给了他一个更大的考验。侯景的部将于庆率军南下，一路攻城略地，打到了豫章。侯瑱走投无路，只得投降。于庆把他送到侯景那里，侯景一看：这人跟我同姓，五百年前说不定是一家。于是“托为宗族，待之甚厚”，但把侯瑱的妻子和弟弟扣为人质，派他随于庆去平定蠡南诸郡。

侯瑱又一次换了主公。

第三幕：背水归梁

侯景在巴陵战败的消息传来时，侯瑱正在蠡南。侯景的大将宋子仙、任约等人被西军——也就是梁元帝萧绎的军队——俘虏了。侯瑱立刻做出了决定：杀掉侯景的党羽，举兵响应义军。

代价是惨重的。侯景得知后，把侯瑱的弟弟和妻子全部杀害。

读到这里，不禁要问：侯瑱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想过家人的安危吗？他当然想过。但在这个乱世里，忠义和亲情之间的选择，往往不是“我愿意牺牲谁”，而是“我不得不牺牲谁”。侯瑱选择了背弃侯景，意味着他选择了站在梁室一边。至于家人——他或许希望侯景不会下此毒手，或许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历史没有记录他得知家人被杀时的反应，只记录了他此后更加勇猛地投入战斗。

梁元帝授他为武臣将军、南兖州刺史、郫县侯，令他随都督王僧辩讨伐侯景，“恒为前锋，每战却敌”。这是侯瑱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段时光。他追击侯景到吴松江，大败其军，尽获军实；进军钱塘，侯景的部将谢答仁、吕子荣等纷纷投降。侯景之乱平定后，侯瑱因功被授为南豫州刺史，镇守姑孰。从巴西郡的“酋豪二代”到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辗转于萧范、庄铁、侯景、王僧辩之间，终于找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

但这个位置也不稳定。

第四幕：中流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