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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0章 南梁广晋侯羊鸦仁 一个不完美守义者的眼泪与抉择（第3页）

这种不心安，可能就是“守义”的残存痕迹。

第五幕出奔江陵与东莞之死

太清三年（549年），羊鸦仁做出了一个决定“三年，出奔江陵，其故部曲数百人迎之，将赴江陵，至东莞，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诸子所害。”

他从建康逃了出来，目标是江陵。江陵是湘东王萧绎的驻地。在侯景之乱中，萧绎坐镇江陵，是梁朝宗室中最具实力的一方势力。羊鸦仁想去江陵，意味着他想效忠萧绎，或者说，想重新站到梁朝抵抗力量的一边。

数百名旧部迎接了他。这说明羊鸦仁在这些年的军事生涯中，确实得到了部下的拥戴。这些人和他一起南归、一起征战、一起经历了涡阳之退和东府城之败，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抛弃他。

但他们最终没能走到江陵。在东莞（今江苏境内），羊鸦仁被荀伯道的儿子们杀害了。荀伯道是什么人？为什么他的儿子们要杀羊鸦仁？《南史》提供了更多的细节荀伯道是故北徐州刺史，他的儿子荀晷具体实施了这次谋杀。

但史书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动机。从上下文推断，荀伯道家族与羊鸦仁之间，可能存在着旧怨。这种旧怨可能与羊鸦仁在北徐州地区的军事活动有关，也可能与投降、背叛、地盘争夺等复杂因素有关。

在那个乱世里，杀死一个失势的降臣，是不需要太多理由的。他失去了皇帝的保护，失去了军队的庇护，甚至失去了“合法”的身份——一个从侯景那里逃出来的人，在很多人眼中，既不是梁臣，也不是侯臣，只是一个可以随意处置的“无主之人”。

羊鸦仁死了。死在前往江陵的路上，死在试图重新效忠的路上，死在他自己的故地之一。

《南史》记载了他在临死前的最后一个动作“临死以报效不终，因而泣下。”他想报效朝廷，但没能做到。临死之际，他再次流泪。

两次流泪，一次在侯景的朝廷里，一次在生命的终点。这大概是一个“凡流”最后的告别方式。

第六幕复仇的循环

羊鸦仁的故事，在他死后还没有结束。

他的侄子羊海珍，在得知叔父的死讯后，做了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后鸦仁兄子海珍知之，掘晷父伯道并祖及所生母合五丧，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杂他骨，作五袋盛之，铭袋上曰‘荀晷祖父母某之骨’。”

掘坟！五具棺柩，包括荀晷的父亲、祖父、生母。羊海珍将他们的骨殖各分一半，焚烧之后，与其他的骨头混在一起，装成五袋，在袋子上标注“荀晷祖父母某之骨”。

这是一种刻骨的仇恨。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恶毒的报复方式之一。

如果只是看这段记载，我们可能会觉得羊海珍的行为过于残忍、过于极端。但如果我们把自己代入那个时代、那个家族的处境中，这种报复就变得可以理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必须”。

家族中的优秀子弟被人杀害了。作为家族，你要么复仇，要么从此在乱世中丧失立足的资格。复仇是野蛮的，但乱世本身就是野蛮的。

羊鸦仁的“守义”，最终以家族复仇的野蛮形式收场。这构成了一种残酷的反讽一个被评价为“守义以殒”的人，他的侄子却用掘坟焚骨的方式来表达忠诚。

义与暴，在这个故事中交织在一起，难以分割。

第七幕历史的评价——为什么是他？

《梁书》史臣姚思廉的评价“而羊侃、鸦仁值太清之难，并竭忠奉国。侃则临危不挠，鸦仁守义殒命，可谓志等松筠，心均铁石，古之殉节，斯其谓乎。”

《南史》李延寿的评价“王神念、羊侃、羊鸦仁等，自北徂南，咸受宠任。既而侃及鸦仁晚遇屯剥。侃则临危不挠，鸦仁则守义以殒。古人所谓‘心同铁石’，此之谓乎。”

两位史家不约而同地把羊鸦仁和羊侃相提并论。羊侃是台城保卫战的中流砥柱，坚守台城直至病逝，其事迹之壮烈，堪称梁末忠臣第一流。羊鸦仁的事迹，与之相比要暗淡许多——东府城打了败仗，台城陷落后被俘虏扣留，最后在出逃路上被人杀害。

凭什么“守义殒命”四个字，就能和羊侃的“临危不挠”并列？这个问题，或许要从“义”字来理解。

羊侃的“义”，是主动选择的壮烈——他本可以投降侯景，但选择了死守台城。太清二年，侯景围攻台城，羊侃亲自登城督战，多次击退叛军进攻。侯景曾试图招降他，他断然拒绝。最终，羊侃在台城陷落前病逝，保住了自己的忠臣名节。

这种义，是显性的、光辉的、被所有人看见的。羊侃用自己的生命和才能，在台城保卫战中书写了梁末最壮烈的一页。他是那种“生得伟大，死得光荣”的英雄。

羊鸦仁的“义”，是被动承受的隐忍——他被迫“为景所留”，被迫接受五兵尚书的任命，被迫“偷生苟免”，被迫在逃离的路上死去。这种义，是隐性的、灰暗的、只有他自己知道的。

但恰恰是这种“被迫”的义，更加真实，也更令人心酸。他没有选择死亡的权利（至少他自己这么认为），但他从未放弃忠于梁朝的初心。他出奔江陵的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那个“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的时代，羊鸦仁的哭泣，比羊侃的坚守，更贴近普通人的真实处境。大多数忠臣，其实都是羊鸦仁——有忠义之心，但能力有限、机遇不佳、命运多舛，最终在“想做忠臣而不得”的憋屈中死去。

姚思廉和李延寿之所以给羊鸦仁如此高的评价，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看重的是“动机”而非“结果”。

从结果来看，羊鸦仁的军事生涯并不辉煌东府城之败，台城陷落后被俘，出逃路上被害。他没有守住台城，没有击败侯景，甚至没有安全到达江陵。如果只看结果，羊鸦仁就是个“失败者”。

但史家们看到的，是羊鸦仁在失败中始终未变的忠诚动机。他被侯景扣留，但没有投降；他被迫接受五兵尚书，但一直在寻找出逃机会；他逃出建康，目标明确地奔向江陵——这些都是“守义”的表现。

“守义殒命”四个字，重点在“守”字。守，意味着在困境中坚持，在诱惑中拒绝，在压力下不放弃。羊鸦仁的一生，尤其是在侯景之乱后的最后时光，就是一个“守”字守着内心的忠义，守着对梁朝的忠诚，守着“报效朝廷”的朴素愿望，直到生命终结。

这种“守”，虽然不如“临危不挠”那样轰轰烈烈，但在史家眼中，同样值得大书特书。因为大多数人在那种情况下，可能早就放弃了。

第八幕羊鸦仁的悲剧根源

我们该如何理解羊鸦仁的悲剧？

先，他是“降臣”这个身份的最典型标本之一。

在南北朝时代，“降臣”是一个相当常见的群体。南北两个政权之间，不断地有人才双向流动。北魏宗室南奔梁朝，梁朝将领北投东魏，在那个时候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降臣的身份，有一个先天的困局他们永远无法完全摆脱“外人”的标签。

羊鸦仁从普通年间归梁，到太清年间被杀，前后约三十年。三十年的时间，足够他建功立业，足够他获得高官厚爵，足够他把梁朝当作自己的国家。

但梁武帝始终没有完全信任他。这从涡阳之败后“高祖大怒”就可见一斑。如果是一个本朝将领做出了类似的决定，梁武帝也许会有不同的反应。但羊鸦仁是降臣，他来自“那边”，所以他的退缩会被解读为“不够忠诚”，他的军事判断会被解读为“惜身避战”。这当然不公平，但降臣身份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

其次，羊鸦仁是一个“工具型”武将，而不是“战略型”武将。

从《梁书》的记载来看，羊鸦仁的特长是“骁果有胆力”，是执行军事任务时的勇敢和果断。他是一个好士兵、好将领，但不是一个能够独立判断大局、制定战略的人。

梁武帝对他的使用方式，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先是被用于在青齐地区的征伐，然后被安排到各个前线州郡担任军事长官。在太清元年，他被安排去执行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接应侯景、镇守河南——这个任务的失败，从侯景在涡阳兵败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

羊鸦仁在涡阳兵败后的撤退，在军事上可能是正确的选择。但他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判断解释清楚，更没有能力应对梁武帝的政治反应。他是一个执行者，被推到了一个需要战略眼光和政治手腕的位置上。这种错位，是他的悲剧的另一个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