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十二点,他给唐奕君发了一条微信:“唐记者,之前追踪的供货商票据,有没有新进展?”
唐奕君那边秒回了消息:“有。你等一下。”
趁这个空隙,他又把手机重新拿起来,对着唐晖灿的窗口发了句:“深圳那边天气预报说下周有台风,出门记得收衣服。”
发完之后他把手机反扣在茶几上,继续看资料。几分钟后手机亮了,唐奕君传来的文件里,有一张票据某个供货商名字后面注着一行小字,收款账户属于鲁南县某部门的丈夫。
赵恩的目光停住,过了片刻,他拨了以前和唐晖灿一起跑验收时存下的号码。接电话的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确认了一个细节,说那个部门的人曾经两次单独约王建国吃饭,王建国都没有去。挂完电话他起身把窗台上的薄荷挪到避风处,然后坐在茶几边,继续翻核每一张底单。
第二天早上,赵恩照常去上班。他在单位楼道里碰见那个从文化馆新调来的年轻人。那人从楼梯上往下走,手里端着那个一模一样的保温杯,两人迎面相遇时他朝赵恩点点头,依旧是那样客气疏离。赵恩这一次没有侧身。
“等一下。”赵恩说。
那人停下来,转过头,表情还是笑着的,但握着保温杯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了一点。
“有事?”
“北张村那批农资的供货商清单,你以前在乡镇经管站整理过。有几张单子上的货运编号需要再跟你核对一下。”
文化馆那人的面色没有变,但保温杯的杯盖被他拧了一下,发出轻微的金属摩擦声。
“那是之前的工作,我现在不负责了。”
“没关系,我只是核对信息。不会耽误你太久,等你有空了,我来找你。”赵恩的语气很平,就像在说食堂中午的菜谱。他说完之后,那人看了他一眼,终于挪开步子下了楼。赵恩从楼梯拐角走出来,推开了办公室的门。他坐下来,倒完一杯水,像每天早上一样,打开电脑,开始做台账。
唐晖灿从深圳发来一张照片,他站在市委大院门口,身后是邓小平画像,深圳的阳光太强,他眯着眼睛,白衬衫扣子严丝合缝到最上面那颗。他晒黑了不少,但那副笑容还是和鲁南早晨豆浆腾起的热气一样熟悉。
赵恩把照片放大看了看,然后存进手机相册里,放在一个叫“阿灿”的单独文件夹里,排在煎饼和薄荷照片的后面。
六月中旬,市发改委遴选的笔试在市委党校举行。赵恩头一天晚上睡得很早,第二天早上起来自己磨了杯豆浆,吃了一碗面,骑着电动车去了考场。赵副主任坚持要开车送他,他婉拒了,说骑车更方便。考场外面停满了车,他找了个树荫把电动车锁好。
坐在考场里的时候,他忽然想起唐晖灿面试那天早上,他送唐晖灿到周转房楼下,帮他把领带正了正,说“别慌”。现在没有人帮他整理领口,他低头自己对齐了衬衫纽扣,把准考证和身份证并排摆在桌子右上角,双手放在膝盖上等着开考铃。
笔试题不难。至少对他来说不难。他是农大毕业的,政策解读和案例分析是看家本领。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卷面工整得像是印刷体。
考完出来已经快五点了。他打开手机,发现唐晖灿在两个多小时前发了条微信:“进考场了没?别紧张。”又在几分钟前追了一条:“考完告诉我。”
他打了个“考完了”发过去。对面秒回:“感觉怎么样?”
他回:“还行。”
唐晖灿发来一个表情包,又是那只猫,这次配文是“我就知道”。
赵恩骑在电动车上,对着手机屏幕笑了一下。这是他这一整个月来第一次笑。
三天后,他又坐在了这栋楼的面试考场里。考官问了他一道题:“如果你在基层工作中发现一个项目存在严重的资金挪用问题,但涉及的人员错综复杂,你会怎么处理?”
这道题很熟悉。不是因为他背过答案,是因为他经历过。他答了五分钟。没有用套路,没有用模板,就用他在扶贫办这一年多做过的每一件事、写过的每一页台账、熬过的每一个夜当答案。他提到北张村,提到台账和实际之间的差距需要用脚去量,提到保护举报人的重要性,提到追责不等于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把来龙去脉查清楚。“我们做扶贫,扶的不是表格上的数字,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最后说。
考官没有表情,只是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赵恩走出考场的时候,太阳正好移到了市委党校教学楼的尖顶上。
等成绩的那段时间,赵恩照常上班。唐晖灿走了之后,扶贫办又招了两个新人,一个是他农大的学妹,另一个是从镇里借调过来的。赵恩带着他们下乡走访,手把手教他们怎么核对台账、怎么跟村民打交道。学妹有一次看着他蹲在地头跟老农说土话的样子,回来跟刘娟说“赵哥平时看着闷,到了村里像换了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