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堆着几个纸箱,最下面一个看起来有些旧,封口的胶带已经拆过又贴上。
我蹲下来,打开它。
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各种东西。
猫咪耳朵的头饰、毛茸茸的狗尾、皮革项圈、口塞、跳蛋、按摩棒、不同颜色和图案的纹身贴、几张半脸面具,还有一个小小的变声器。
有些玩具上甚至还残留着使用过的痕迹,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刺眼。
我看着这些东西,整个人像被冰水从头浇到脚。
原来如此。
那些视频里的“女友”、宠物p1ay、变声、伪装……全是早就准备好的道具。
他从一开始就在布局,而我像个可笑的小丑,被蒙在鼓里那么久,还一度把他当成可以信任的下属。
被玩弄的不止是知梅和晓茹。
还有我。
我突然低低地笑了起来。
笑声越来越大,最后几乎变成了失控的大笑,眼泪却不受控制地往下掉。
我蹲在那个箱子前,笑到肩膀抖,笑到喘不过气,笑到喉咙疼。
笑声在空荡的房间里回荡,显得既荒唐又悲哀。
过了很久,我才停下来。
我把所有东西原样放回,仔细用袖子擦掉自己可能留下的指纹和痕迹,确认没有异常后,才离开了那栋房子。
回到公司时,刘胜正在自己的工位上处理文件。
我从他身边走过,手指在口袋里死死攥紧,指节白。
那一刻我真的很想直接从桌上拿起什么锋利的东西,结束这一切。
怒意再次涌上来,烫得太阳穴突突直跳。
可我没有。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坐在椅子上。
深呼吸几次后,我打开电脑,给总公司了一封正式申请——申请调派到非洲喀麦隆,负责那边项目的一部分工作。
理由写得很充分:前期已经有过实地考察经验,对当地情况和合作方较为熟悉,愿意长期驻场推进,也有助于培养新的团队负责人。
公司的回复来得很快。
不到一个小时,确认邮件就弹了出来。
申请被批准了。
我盯着屏幕上那几行字,眼神一点点冷了下来。手指在鼠标上停了很久,最终还是点开了后续的行程安排。
过了两天,我带着刘胜和另一名下属出了。
飞机在夜色中起飞,舷窗外的城市灯火渐渐变成模糊的光点。
刘胜坐在我斜后方,偶尔低头看文件,神情专注。
我闭着眼靠在座椅上,表面上像是在休息,脑海里却反复闪过那些视频里的画面。
怒意被压得很深,深到几乎感觉不到温度。
落地雅温得后,之前的项目负责人和几个老朋友已经在机场等候。
简单寒暄、拥抱、拍肩膀,大家的语气里都带着久别重逢的热络。
当晚我们被接到酒店,随后去了一家当地中资餐厅聚餐。
桌上摆满了中式菜肴,酒过三巡,聊的大多是项目进度、当地政策、安全注意事项。
我举杯、应酬、偶尔笑一声,表现得和以前出差没有任何区别。
之后的半个多月,我逐渐接手了这边的一部分工作。
每天的时间被排得满满当当。
早上六点起床,七点开早会,接着是和当地部门沟通、盯材料进场、去现场查看进度、晚上还要整理报告回国内。
我把自己埋进这些琐碎而具体的事务里,几乎没有空隙去想别的。
只有偶尔在酒店房间里,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画面才会重新浮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