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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5页）

我把所有东西原样放回，仔细用袖子擦掉自己可能留下的指纹和痕迹，确认没有异常后，才离开了那栋房子。

回到公司时，刘胜正在自己的工位上处理文件。我从他身边走过，手指在口袋里死死攥紧，指节白。

那一刻我真的很想直接从桌上拿起什么锋利的东西，结束这一切。怒意再次涌上来，烫得太阳穴突突直跳。

可我没有。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坐在椅子上。

深呼吸几次后，我打开电脑，给总公司了一封正式申请——申请调派到非洲喀麦隆，负责那边项目的一部分工作。

理由写得很充分：前期已经有过实地考察经验，对当地情况和合作方较为熟悉，愿意长期驻场推进，也有助于培养新的团队负责人。

公司的回复来得很快。

不到一个小时，确认邮件就弹了出来。

申请被批准了。

我盯着屏幕上那几行字，眼神一点点冷了下来。手指在鼠标上停了很久，最终还是点开了后续的行程安排。

过了两天，我带着刘胜和另一名下属出了。

飞机在夜色中起飞，舷窗外的城市灯火渐渐变成模糊的光点。刘胜坐在我斜后方，偶尔低头看文件，神情专注。

我闭着眼靠在座椅上，表面上像是在休息，脑海里却反复闪过那些视频里的画面。怒意被压得很深，深到几乎感觉不到温度。

落地雅温得后，之前的项目负责人和几个老朋友已经在机场等候。简单寒暄、拥抱、拍肩膀，大家的语气里都带着久别重逢的热络。

当晚我们被接到酒店，随后去了一家当地中资餐厅聚餐。

桌上摆满了中式菜肴，酒过三巡，聊的大多是项目进度、当地政策、安全注意事项。

我举杯、应酬、偶尔笑一声，表现得和以前出差没有任何区别。

之后的半个多月，我逐渐接手了这边的一部分工作。

每天的时间被排得满满当当。

早上六点起床，七点开早会，接着是和当地部门沟通、盯材料进场、去现场查看进度、晚上还要整理报告回国内。

我把自己埋进这些琐碎而具体的事务里，几乎没有空隙去想别的。只有偶尔在酒店房间里，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画面才会重新浮上来。

我点一支烟，看着烟雾散开，把情绪重新压回去。暗地里我用匿名的账号联系当地的帮会。

又过了两个月，项目正式进入施工阶段。

那天，我和刘胜一行人去喀麦隆北部一处标段监工。阳光很毒，路面已经开始被施工车辆碾压出深深的车辙。

现场因为施工占道和当地人起了冲突，一开始只是争吵，后来情绪越来越激动，有人开始推搡。

我们上前想把两边分开，场面却在混乱中突然扩大。

混乱里，刘胜被挤到了路边。

一辆运送材料的卡车为了避开人群紧急转向，刹车出刺耳的声音，却还是晚了一步。

等我转头的时候，人已经倒在地上。

鲜血很快在尘土里蔓延开来。

周围瞬间响起惊呼和哭喊。有人打电话，有人跪下去查看，有人朝卡车司机吼。我站在原地，耳边的声音像隔着一层水，模糊而不真实。

脑子却异常冷静。

当地警察和医院很快到场，公司和使馆也紧急介入。

因为涉及中方人员死亡，当地政府和公司都高度重视，开始一系列的维护、协商和善后。

作为现场负责人，我处理完所有能处理的事务——配合调查、提交详细报告、安抚其余员工、协调善后事宜。

最终，我受到了相应的处分，被安排提前回国。

回国后，我代表公司去见了刘胜的母亲。

她大概四十多岁，长得确实还行。白皙的皮肤，底子好，保养得也不错，眉眼之间能清晰看出刘胜是遗传她的。

她一直在哭，接过骨灰盒的时候，手抖得厉害，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声音哽咽得几乎说不出完整的句子。旁边有人扶着她，轻声劝她节哀。

我站在一旁，穿着深色西装，脸上维持着得体的哀悼表情，微微低着头。

可视线却忍不住落在她哭啼的背影上。

那一刻，我心里没有半点波动，只有一片彻底的冷。

有些人，终于不用再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

晚上回到别墅时，客厅的灯已经亮着。

妻子和女儿坐在沙上看电视，小煤球黑亮的身子蜷在女儿腿上，偶尔抬起头用金色的眼睛看向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