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半年,真的很好。
我在码头外边的小饭馆端盘子,他是码头工人……踏实,肯干。”
她眼神空洞地望着桌面,仿佛在回忆一段遥远而模糊的美好。
八九十年代,谈恋爱基本就是奔着结婚去的。
“我们商量着攒钱,结婚……可后来,他跟着一帮人学会了赌……什么都变了。”
白晓梅的声音开始颤抖,
“攒的钱,全没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工作也丢了……为了还钱,他……他后来进了那种不干净的地方干活。
讨债的天天上门,吓人得很……有几次,那几个男的差点就把我……是华宇拼了命护着我,被打得浑身是血……从那时候起,我心里就认定了,这辈子就是他了,他为了我连命都能豁出去。”
听到这里,陈彬笔下略微一顿。
白晓梅的这种心理,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特征——受害者对施害者产生情感依赖。
吴华宇既是将她拖入深渊的祸首,又在她因他而陷入险境时扮演了保护者的角色。
这种极端环境下形成的扭曲联结,或许正是她此后对吴华宇的病态忠诚和偏执付出的根源。
她将吴华宇因自身恶行招致的灾难,错误地解读为两人必须共同面对的考验,并将吴华宇在那次冲突中的表现,无限美化成了爱的证明。
白晓梅的供述还在继续,语气变得麻木:
“债像雪球,越滚越大。
就在我快撑不住的时候……我在津门的堂姐,白晓玲找上门了。
她说有笔生意来钱快,看是亲戚才找我……都是白家沟出来的,我哪能不知道这【生意】是干啥的?
可不干怎么办?
为了这个家,为了他……我点头了。
后面一年,我基本就在南边……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
挣的钱,都填了他的债窟窿。
我总想着,还清了,就能回去了,就能过安生日子了……”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苦涩和自嘲:“可赌鬼的话哪能信?他说再也不碰了,可转头又欠下更多……
到了今年过年,出事了。
负责出货的黑皮张国栋说要金盆洗手,我堂姐白晓娟也联系不上了,断了来钱的路。
华宇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张国栋准备带着女儿移民出国,之前一直在全国旅游,肯定带着大笔钱。”
白晓梅的呼吸急促起来:“他跟我说,不想再让我干这担惊受怕的营生了,去张国栋家把那个钱偷出来,还了最后的债,就带我远走高飞,彻底离开这里。”
“我们本来……没想害人的。”
白晓梅强调着这句话,仿佛这样能减轻一丝罪孽,
“8月9号晚上,我们就摸进去了,可谁知道……他们父女俩突然回来了,还撞见了我们……”
“华宇他……急了。”
白晓梅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恐惧:“他说不能放他们走……就把他们绑了。
张国栋认识华宇,也认得我……他求我们,说只要不伤害他女儿林雯,他愿意给钱,给很多钱……”
“他带我们进了卧室,打开了保险柜。”
白晓梅的眼神变得复杂,混杂着贪婪与恐惧:“里面是成捆的现金,还有黄澄澄的金条……那么多钱,别说华宇,连我看着都挪不开眼……我们当时觉得,原来发财这么容易……”
陈彬注意到,即使在供述中,她仍下意识地将自己和吴华宇视为一体。
“我们觉得不够,还想要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