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上午十点,恒远科技总部。
方远山的办公室在恒远大厦的顶楼,整面落地窗正对着黄浦江。江面上货船穿梭,对岸的外滩万国建筑群在阳光下像一排沉默的老人,安详地注视着这座城市的日日夜夜。
方远山四十五岁,比隆复生想象的要年轻。他穿一件深灰色的羊绒衫,没有西装,没有领带,但整个人坐在那里,自有一种不需要外物加持的重量感。桌上放着一本翻到一半的《心经》,旁边是一杯已经凉透了的茶。
隆复生注意到一个细节方远山的目光没有落在任何一块屏幕上。他等待的时候,在看窗外江面上的一条船。那条船很慢,慢到几乎看不出在移动,但方远山就那么看了很久,像在读一本书。
隆复生忽然想到了老人说的那句话“你需要注意力的不是东西,是你自己的心。”方远山看起来也是一个懂得“触物会心”的人。
“隆复生,”方远山转过头来,目光温和但锐利,“我看过你写的文章。文笔很好,但太用力了。像是在证明什么。”
隆复生没有辩解。以前的他会立刻跳出来解释——解释自己为什么那样写,解释自己的思考过程,解释那些文章背后有多少方法论。但今天他没有。因为他知道方远山说的是事实。他的文章确实太用力了,每一句都想要惊艳,每一段都想要刷屏。那不是写作,那是角斗——和读者的注意力角斗,和自己的虚荣心角斗,和这个时代日益衰减的耐心角斗。
“您说得对,”隆复生说,“我以前确实太用力了。”
方远山微微挑眉,显然对这个回答有些意外。他见过太多广告人来提案时的姿态——要么是过度自信的表演,要么是过度谦卑的讨好。隆复生不卑不亢的态度反而让他生出了一些兴趣。
“那今天呢?”方远山问,“你今天打算用什么力度?”
隆复生没有急着打开电脑。他把电脑包放在一边,从公文袋里拿出了那张画着树的a3纸,平铺在方远山面前。
“我今天不打算用任何力度,”他说,“我就讲讲我这三天看到的东西。”
方远山低头看着那张纸,目光在那棵树上停留了很久。
隆复生开始讲了。他讲了那本缺了两页的《菜根谭》,讲了梦花街的老槐树,讲了老人的手抄本和蜗牛攀墙的故事。他讲了在这三天里,他如何第一次真正听见了苏州河上的汽笛声,如何第一次注意到光里飞舞的灰尘,如何第一次明白“行一寸有一寸之喜”的意思。
他讲得很慢。不是故意放慢,而是他的语自然而然地慢了下来。因为他不再是在“表达”一个已经准备好的内容,他是在“重现”一个正在生的体验。他讲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触物会心”的过程。
方远山全程没有说话。他的表情从平静变成专注,从专注变成沉默,从沉默变成了一种隆复生无法完全解读的复杂神情。那里面有共鸣,有震撼,还有一种隐隐的、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的疼痛。
四十分钟后,隆复生讲完了。
会议室安静了整整十秒。
然后方远山说了一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你讲的那个老人,是不是姓隆?住在梦花街?门口有一棵老槐树?”
隆复生怔住了“您认识他?”
方远山站起来,走到落地窗前,背对着所有人站了很久。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隆复生看到了他眼角的湿润。
“隆定邦,隆老师,”方远山说,“他是我大学四年的室友。”
空气忽然变了。那间会议室里的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所有人的呼吸都慢了一拍。隆复生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空气中无声地炸开了,像一颗埋在时光深处的种子,终于在三十年后了芽。
方远山走回座位,坐下来。他的声音变得很低,像是在和自己说话,又像是在和一段遥远的记忆对话。
“我大学读的是哲学系,隆老师比我大两届。他不是老师,他姓隆,名字叫定邦,我们都叫他隆老师。因为他是我们系里读书最多的人,也是活得最明白的人。他有一句话我们整个系的人都记得——‘书读完了不算完,要在心里活一遍才算完。’”
“我后来去读aI的硕士,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哲学和aI,一个看的是人的内心,一个造的是人的外脑,怎么搭得起来?只有隆老师说,你去吧,最硬的技术需要最软的心来做方向盘。他这句话,是我创办恒远的第一天写在内墙上的那句话。”
隆复生忽然想起了什么。他从包里翻出了那本《菜根谭》,翻开扉页,露出老人写的两行字。
方远山接过去,手指在“复生贤弟”三个字上停了很久。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容里有泪光,有释然,还有一种穿透时光的温柔。
“他还是老样子,”方远山说,“见谁都是‘贤弟’。不管你是刚进校门的大学生,还是创意总监,还是后来的我。在他看来,所有人都是走在同一条路上的人,只不过有的人走得快一点,有的人走得慢一点。但这条路没有终点,谁也不用羡慕谁,谁也不用嘲笑谁。”
方远山沉默了片刻,然后抬起头,看着隆复生。
“你的方案,我通过了。”
会议室里,恒远的品牌总监和奥美的项目组成员同时出了压抑的欢呼。但隆复生没有欢呼。他看着方远山的眼睛,看到了一种远“通过方案”这四个字的情感在那里翻涌。那不是对一个方案的认可,那是对一条路的确认——一条隆定邦走了几十年的路,方远山正在走的路,而隆复生刚刚找到入口的路。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方远山说,“这个项目,我要亲自参与。”
所有人都以为他说的是参与方案执行、参与创意把关。但隆复生听懂了。方远山说的“参与”,不是从管理者的角度去监督和指导,而是——
“我要和我的工程师一起,去那个渐冻症患者家里住三天,”方远山说,“我要知道,我做的芯片,到底在帮谁,到底在改变什么。”
会议室再次安静下来。恒远的品牌总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因为他看到了方远山脸上的表情。那不是ceo的高瞻远瞩,不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甚至不是一个人的善良。那是一个被某种更古老、更根本的东西召唤的人,在回应那个召唤时脸上必然会出现的表情。
那种表情,隆复生在过去二十四小时里见过两次。一次在那棵老槐树下,当老人说“你的脚步声里,有很好的东西”时;一次在他自己的工作室里,当他看着灰尘在光里跳舞、没来由地笑出来时。
那种表情的名字叫——回家。
七星火燎原
恒远的项目启动后,隆复生做了一个所有人都觉得匪夷所思的决定。
他把项目组的办公室从奥美的大楼里搬了出来,搬到了苏州河边那间六十平米的Loft里。没有打卡机,没有工位号,没有项目进度表贴在墙上。只有一张长条桌,几把椅子,一面贴满便签纸的白板,和那本翻开放在茶几上的《菜根谭》。
林远山第一个反对“复生哥,客户服务需要随时响应,离公司这么远,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怎么办?”
隆复生说了一句话,堵住了所有人的嘴。
“我们服务的对象不是客户,是那些被技术遗忘的人。客户只是为我们提供了服务他们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办公室应该离那些人更近,而不是离客户更近。”
项目组的八个人面面相觑。他们都是行业里拔尖的年轻人,习惯了加班的节奏、朽的传播周期和被数据喂养的成就感。隆复生说的这些,在他们听来不像工作方法,更像某种信仰宣言。
但隆复生的下一句话让所有人都安静了。
“我不管你们以前用什么样的方式工作,在这个项目里,我只要求一件事——你们每天花一个小时,放下手机,放下电脑,什么都不做,只是坐在那里,看、听、感受。然后把你感受到的东西写下来,不管写得多差都行,但要写。这个不叫工作,这个叫‘会心一小时’。不算在考勤里,但所有人必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