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根基夯得越实,他们便越是无机可乘。
在安顿地方的同时,李定国则把精力,放在了另一桩同样紧要的大事上——整顿那支由多族混编而成的仆从军。
西路仆从军来自阿拉伯、波斯、土库曼等诸多部族,语言不通、风俗各异、旧属不同,凑在一处打仗,问题百出。
军令传下去,经几道翻译,早走了样;几个部族的兵马,因鸡同鸭讲、误会丛生,常起摩擦;补给分配,也因各营各有来路、标准不一,而时生怨言。
前几仗之中,已经几次因为指挥、协同的漏洞,险些坏了大事。
最险的一回,是在巴士拉外围清剿残敌。
李定国下令左翼包抄、中路压上,命令先译成波斯话、再由波斯话转成阿拉伯话,传到左翼时竟变了意思,那一路人马误以为要原地据守,眼睁睁放跑了被围的敌人,中路却扑了个空。
战后清点,几个部族的军官互相指责,差点在帐外动了刀。
还有一回发补给,两营都觉得自己分得少、对方分得多,险些哗变,查下来不过是计量的法子不一样。
桩桩件件,都让李定国意识到,这支军队人数虽众,若不把指挥、言语、补给这三根柱子立起来,真遇上奥斯曼主力,人数越多,反倒乱得越快。
李定国对症下药,一条条整改。
他把军校译员成批补进各营,规定统一的简明军令、号令、旗语,让不同母语的士兵,靠着号令、鼓点、旗帜也能协同作战;又打乱原先纯按部族编营的旧法,把不同部族的士兵混编在一处,同训、同食、同守、同战,日久生情、磨合默契;补给则统一标准、统一调度,赏罚分明,绝不厚此薄彼。
他还亲自到各营走动,用刚学的几句各族问候语拉近距离,为那些作战勇敢的仆从兵,亲自披红、授赏。
有个波斯仆从兵和一个阿拉伯仆从兵,起初因一处水源起了误会,险些拔刀相向,后来被编进同一个什,一块巡逻、一锅吃饭,几场遭遇战打下来,竟成了能把后背交给对方的生死兄弟。
这样的变化,日复一日在营中上演。
那支原本松散、隔阂重重的混编军,渐渐被磨炼成一支令行禁止、能打硬仗、真正握在大夏手里的劲旅。
李定国又挑出其中识文字、有威望的本地军士,送入短训班,学大夏的军法与队列操典,结业后回去做各营的骨干,一层一层把军令贯到底。
几个月下来,这支杂色军队再不是各打各的散沙,炮声一响,哪一营堵截、哪一营包抄、哪一营押送伤员,都能依着旗号各就各位。
一次合操,李定国故意在烟尘里连换三面令旗,几族混编的各营竟没有乱,鼓点一起便知进退,操演结束,几个原先最不服管的部族老骑手,也不得不承认,这么个练法,比各自为战时强出太多。
李定国看在眼里,只淡淡说了一句:能听懂同一道号令的兵,才是一支兵。
后方治理日渐稳固,手下军马日渐精强,西路军这口气,沉得越发从容。
孙传庭站在重新疏浚、清流潺潺的水渠边,看着远处复耕的良田、回港的帆樯、操练的军马,对李定国淡然道:“打天下靠刀枪,治天下靠功夫。咱们在这儿多待三个月,巴格达那边就多慌三个月;咱们脚下越稳,他们心里越没底。这仗到底怎么打、什么时候打,得咱们说了算。”
李定国含笑点头,深以为然。
这便是大夏西路军的可贵之处——胜而不骄、得而不贪,时时把主动权,攥在自己掌中。
也有随军文吏不解,私下议论说大军正当乘胜,何必在这些簿书、水渠、人户上耗费工夫。
孙传庭听见了,也不恼,只把那人带到巴士拉旧港。
昔日被战火和苛税逼得十室九空的码头,如今重新泊满了商船,椰枣、香料、皮货堆成小山,本地脚夫扛着货,用半生不熟的汉话跟大夏兵讨价还价。
孙传庭这才开口:“你看见的是耽误了三个月,我看见的是,日后大军北上,这一港的粮、这一城的人,都不会在背后捅咱们一刀。贪一程地,丢一条根,那才是真慢。”
那文吏面红耳赤,心服口服。
就在西路军于两河之上从容固本、蓄势待时的同时,万里之外的东方日本战场,东路军已经把江户团团围住。
眼见大势已去,德川幕府终于派出了求和的使者,来到东路军前。
然而这位使者带来的,却并非大夏想要的东西——一场针锋相对、半步不让的谈判,就此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