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认为,更深一层的病灶,藏在日本人爱国情绪的内分泌系统里。
——“日本人的爱国心,其动机不在爱,而在憎。”
蒋百里把这种爱国称之为“复仇的爱国”,因为自卑,所以拼命要强,因为被西洋炮舰羞辱,所以要把耻辱加倍转嫁给亚洲邻国。
这样的精神动力装置启动极快,爆力惊人,但致命缺陷是无法收束。
恨的对象一旦消失或者反噬,整个民族的精神方向就会完全脱轨。
蒋百里因而断言一个无法与亚洲真正和解的日本,结局必然自焚。
在对日本人日常肌理的分析里,蒋百里也有深刻剖析。
他指出,日本社会有着极端精致的秩序感,从鞠躬的角度到澡堂的规矩都一丝不苟,但是“这种秩序是缝在衣服上的,脱了衣服就没有任何约束。”
这句话极其深刻。
其根源就在于日本社会依靠的是外部的“耻”而不是内心的“罪”,只要失去外部监督或者得到集体权威的许可,个体能够毫无心理障碍地做出骇人之举。
蒋百里并不觉得这是灵活性,而称之为“没有自我的集体无意识”,是精神构造中缺乏个体化基点的明证。
将所有这些弱点汇聚到一处,蒋百里最终得出了一个具有预言意味的结论“日本已经自杀了,不过肉体还活着。”
他那句流传最广的话“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就是对这一结论的呼应。
这句话影响了许多人。
面对一个精神构造如此不稳的对手,任何中途妥协都只会换来更猛烈的下次作,只有让它彻底撞碎在自己的逻辑里,毒瘤才算真正切除。
***
——袁文周五下午五点会去蒂尔加滕公园的咖啡亭。
一条简简单单却又极重要的情报。
淡得像水,却有重量。
温政当然极重视,他问流星“坂谷希一怎么会得到袁文的行踪?而且如此的准确?”
流星说“他来柏林的时间并不长。”
“是的。”
“他与袁文在上海领事馆,并无深交,仅仅是认识而已。”
“是的。”
“袁文绝对不可能告诉他,她的行踪。”
“是的,绝对不可能。”温政说“作为特工,隐秘是安全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流星说“他也绝对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获得这个信息。”
“是的。”温政继续问“那么,他又是如何获得的呢?”
流星也想不通。
“一个连大岛浩都不知道的情况。”温政说“坂谷希一为什么要将如此重要的情报交给我?”
“因为你帮过他。”
“我确实帮过他,但是,他与平野付出了十根金条,再加一千大洋的代价。”温政说“他不再欠我什么了。”
流星默然。
温政说“袁文去做什么?”
“不知道。”
“会不会是陷阱?”
“不知道。”
“我们该不该去?”
流星说“如果是我,我就不会去。”她盯着他“但是,你不是我,你一定会去。”
流星补充说“因为她是袁文,你要找的人就是她,你一定不会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她反问“你说呢?”
温政笑了笑,却将阳台上的天竺葵搬到了客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