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辈子,他根本不是在“挑”,也不需要“挑”。
他是在——等。
等一个时间点。
等一个契机。
等一阵风刚好吹到那儿。
然后把那部片子,从记忆里拿出来,
落到现实里。
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在合适的时机,把它们拍出来。
仅此而已。
因为有些电影,不是拍出来就能成的。
时机不对,什么都白搭。
他心里明白得很——有些电影,不是因为它本身多厉害,才成为经典。
而是因为——它刚好出现在那个非它不可的时刻。
杨皓放下茶杯,心里过了一遍那些“生不逢时”的案例。
比如有一部片子,后世被奉为神作,可当年上映的时候,票房惨得一塌糊涂。
不是片子不好,是太前了。
观众还没准备好接受那种叙事方式,市场还没形成那个类型的受众群体,甚至连影评人都不知道怎么评价它。
等过了几年,甚至十几年,大家回过头再看,才现——哦,原来是好东西。
但晚了。
还有的片子,正好相反。
赶上了风口,赶上了社会情绪,赶上了观众想看点不一样的东西,于是爆了。
不是因为它比别的片子好多少,是因为它出现在了对的时间。
这就像种地。
同样的种子,春天播下去和冬天播下去,结果能一样吗?
土壤的温度、空气的湿度、阳光的角度——差一点都不行。
电影也是一样。
社会情绪到了哪个阶段,观众心里在渴望什么,市场上缺什么类型的片子——这些因素,比剧本本身有时候还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杨皓不能急。
他脑子里那些项目,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扔出来的。
《我的梦》和《天地龙鳞》能在春晚上炸场,不是因为他唱得多好,
是因为2oo5年的中国观众,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想被看见,想被认可,想有人替他们说出一句话。
这两歌,恰好说了。
早三年,不行。
晚三年,也行,但效果肯定不一样。
所以他现在要做的,不是把脑子里那些“好东西”一股脑全掏出来,而是——
等着。
等着社会情绪走到那个节点,等着观众准备好接收那个故事,等着市场出现那个缺口。
然后,精准地、稳稳地,把它放进去。
就像打牌。
好牌不是越多越好,是你得知道什么时候该出哪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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