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esp;“恢复出几封邮件缓存。”
&esp;&esp;技术人员打开下一组文件。
&esp;&esp;其中一封是温知夏当年发送给课程导师的邮件。
&esp;&esp;主题:
&esp;&esp;【private&esp;research&esp;update—professional&esp;services&esp;unication】
&esp;&esp;邮件正文写着:
&esp;&esp;“目前观察显示,专业服务机构常常按照自身知识结构组织信息,但用户按照紧迫程度与行动需求理解问题。”
&esp;&esp;“下一阶段拟测试不同信息顺序对用户判断的影响。”
&esp;&esp;发送时间与服务器记录一致。
&esp;&esp;附件正是刚才恢复出的表格早期版本。
&esp;&esp;林澄长长呼出一口气。
&esp;&esp;“这能证明研究当时已经存在。”
&esp;&esp;“能证明部分内容存在。”陆谨言说。
&esp;&esp;“不能直接证明衡川方案全部独立形成。”
&esp;&esp;会议室里的喜悦被他一句话压回理性。
&esp;&esp;周越皱眉。
&esp;&esp;“已经找到最核心的研究了。”
&esp;&esp;“为什么还不能?”
&esp;&esp;“因为质疑针对的是完整创意。”
&esp;&esp;陆谨言看向屏幕。
&esp;&esp;“需要分别回答。”
&esp;&esp;“核心判断何时形成。”
&esp;&esp;“具体文案何时出现。”
&esp;&esp;“视觉与网站结构是否独立设计。”
&esp;&esp;“团队何时接触海外案例。”
&esp;&esp;“相似部分是否来自行业通用方法。”
&esp;&esp;“这些不能用一份旧表格全部替代。”
&esp;&esp;他的语气没有否定恢复资料的价值。
&esp;&esp;只是拒绝让任何一项有利证据承担超出它本身的证明力。
&esp;&esp;温知夏看着他。
&esp;&esp;“继续。”
&esp;&esp;技术人员打开下一份录音。
&esp;&esp;音频有杂音。
&esp;&esp;前半段无法播放。
&esp;&esp;从第十二分钟开始,才出现年轻女性的声音。
&esp;&esp;是五年前的温知夏。
&esp;&esp;英语比现在更快,也带着刚到新加坡时尚未完全适应的停顿。
&esp;&esp;她在采访一名法律援助中心志愿者。
&esp;&esp;“当咨询者第一次进来时,你们通常先问什么?”
&esp;&esp;对方回答:
&esp;&esp;“先问他最担心失去什么。”
&esp;&esp;“有些人说想起诉,但真正担心的是工作、孩子或居留身份。”
&esp;&esp;“如果只按照法律分类提问,很容易错过他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esp;&esp;录音末尾,温知夏用中文低声补了一句个人备忘:
&esp;&esp;“先找到最不能失去的东西,再讨论专业路径。”
&esp;&esp;陆谨言握着笔的手停住。
&esp;&esp;这句话与他后来处理案件的方法几乎一样。
&esp;&esp;可时间比他们重逢后的合作更早。
&esp;&esp;温知夏也怔了一下。
&esp;&esp;她已经不记得自己当时说过这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