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微分几何的研究领域,有两个来自物理学的方程至关重要,一个是成为量子力学标准模型的厄米特-杨振宁-米尔斯方程,另一个是和相对论紧密相关的凯勒-爱因斯坦方程。
在稳定的前提下求解这两个方程,一直是复微分几何界的核心任务。1977年,丘成桐解出零曲率的凯勒-爱因斯坦方程。1985年,唐纳森、乌伦贝克和丘成桐在稳定的前提下解出厄米特-杨振宁-米尔斯方程。2012年,陈秀雄、唐纳森和孙崧合作,在稳定的前提下解出正曲率凯勒-爱因斯坦方程。但是还差点什么。
每天后半夜才睡觉的她,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john走之前说的那句“等我从北京回来,有很多事要告诉你”。
消息来的时候,她正在书桌前发呆。很多数学家惊为天人的突破都来自发呆时候的灵光一现。据说张益唐正是在朋友家后院发呆时,突发灵感,有了“孪生素数猜想”的证实方向,回家之后写出那篇《质数间的有界间隔》。
正想到小时候爸爸教他玩七巧板,忽然案头的手机嗡嗡震动,打断林桢的思路。
她瞥一眼屏幕上的来电人,心头莫名其妙地泛起不安感。一般情况下,她会按掉这通电话。对面会改成发信息。
但是此时,手机震得整张桌子焦急又慌张。
挂掉电话,足有半小时她才稍微回神。双手颤抖地买好机票,她无意识摸了摸脸,才发现不知何时挂满面颊的泪,已经凉透。
出来十一年,林桢不是没想过回去。前几年是她还小,她拿着美国护照,回国需要办签证,需要监护人在场,很显然她办不成。这样一蹉跎几年,中途父亲竟然连电话都没打来过。林桢逐渐明白,也许他也像她妈一样找了新人重建家庭,根本不希望被她打扰。只有她傻傻地想他,想那个他们一起组成的家。
既然哪里都没有家,她便再也不想回国的事了。
飞机落地北京首都机场的时候,林桢躲在口罩后面望着舷窗外,早已泣不成声。
一万多公路的海与陆,十一年的日与夜。走的时候她哭,回来的时候她哭。
走的时候她还是个发育过早的小女孩儿,才11岁就比空姐矮不了多少。她独自登上飞机,对轰鸣的巨大波音客机和窗外的一切毫不关心,裹在臃肿蹩脚的羽绒服里,只管闭着眼睛掉泪。飞机上的英文广播和国外的空乘人员,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和确认系紧安全带一样,都在和她一遍遍确认——她被抛弃了。
到加州的第一年暑假,时光漫长难捱,三藩市酷热难耐。阳光是不眠不休的金色砂砾,在古铜色、过于自由奔放的肉体上滚动。她的生活里只有一台小电扇和一本“五三”。她拿着来之前奶奶悄悄塞给她的钱,去买了一双白色高帮匡威。犹豫了几个来回,最终鼓起勇气推门走进一家小店。原来在刺激和肿胀感里,那根东西插进耳垂,并不会感觉到痛,更像给了自己一个枪子儿。像一沓纸被订书机标记了。张爱玲说那是插在蝴蝶标本上的针。她耳朵上因外来金属物插入而形成的血肉模糊的洞,慢慢长合了,自愈了。偶尔还是会发炎,严重的时候流脓。但是那些打在原本完美的耳朵上的千疮百孔,再也不可逆。
下了飞机,24岁的林桢始终轻微眩晕。在首都机场地面上无数看不见的脚印中,寻找十一年前林杨留下的孤零零的那一串。
结束隔离这天,她拉着箱子走出酒店,在台阶上停住脚步。
在纷纷离去的人群里,穿过走走停停的汽车,一个人深深地望向她。
是那个人加紧几步走过来,用力将她拥进怀里,隔着口罩亲她的头发。
她仰起下巴,搁在他虎头一般的三角肌上,蓦然望见一棵树,晴朗天空下,枝头红褐色嫩叶其貌不扬,散发阵阵异香。
是香椿发芽了。
如此联通的当今世界,在美国看到西周的铜镜并不难。但某些情愫只在这块土地上被理解,比如香椿,比如槐花,比如知了。
“林桢?”
john轻拍她的后背,唤她,她空洞的眼神才有一丝聚焦。
“回家住还是和我住一起?”
她呆呆的没有反应。
“先放行李还是先去医院?”
john看了她几秒,什么也没说,便一手拉过她的行李箱,一手牵起她的手,向路边出租车走去。
一路上林桢只像一俱衣服架子,衣服下面全是空气。john把她的手包在自己手心,怕车窗进来的风把她刮跑。
北京协和——“阎王让你三更死,协和留你到五更”,然而想进这所医院,不比想留到五更简单。
尤其是在举国紧张的疫情期间,再加上病人的敏感身份,转进协和住院颇花了些时间,前两天才办成。吴董事长没多问john一句,只是叮嘱人“一定办到”。
国内疫情防控仍在继续,医院是防疫重地,白天只允许一人探视。
john带林桢办好探视卡,按着行李拉杆,一手把卡递到她身前,“上去吧。”
医院像个闹哄哄的集市,各种各样的人带着焦急无望的神情,无头苍蝇般擦着挤着,撞得林桢东倒西歪,站不稳。
john扶住她,再次把卡片递过来,“我不能陪你上去。护工给我打电话说他吃了点东西,现在在休息。你上去看一眼,他不会看见你的。我就在这儿等你,好吗?”
john也被人挤了一下,稍侧身时他才感觉到衣角不知何时被她紧紧抓着,指甲都发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