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晚,秦绶睡得很沉。他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已经过了凌晨十二点,拆开一袋方便面当晚饭,连汤带面吃得干干净净。洗过澡之后他躺在那张弹簧硌腰的折迭床上,关了灯,黑暗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把他整个人淹没了。他以为自己会睡不着。脑子里装了很多东西——崔奕彤手指的温度,她说的那句“我给你撑腰”,还有自己攥住她衣角时那种隐秘的、近乎羞耻的悸动。这些事情像碎掉的玻璃渣,在他脑海里闪着细碎的光,扎得他有些疼,又有些说不清的暖和。但他还是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沉到连翻身都没有。他做了一个梦。梦里的光线是灰白色的,像冬天的阴天,所有的颜色都被抽走了,只剩下一层薄薄的、冷冷的灰。他站在一条很长的走廊里,走廊两侧是紧闭的门,门上的指示灯有的亮着有的灭着,地毯的花纹模糊不清,空气中有一种甜腻的、让人头晕的气味,像过期了很久的香水混着腐烂的水果。他知道这个走廊。他会所的走廊,但不是白天的样子,也不是夜晚的样子。是一种更扭曲的、更不真实的、像被哈哈镜拉长又压扁了的模样。走廊没有尽头,他往前走一步,走廊就长出一截,永远走不到头。身后有脚步声。从走廊尽头传来的,由远及近的,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笃、笃、笃,一下一下的,不紧不慢,像某种倒计时。他停住了。他想转身,但身体不听使唤。脚像是被钉在了地毯上,小腿的肌肉绷得死紧,膝盖微微发抖,但就是迈不动步子。冷汗从他的后背上渗出来,衬衫湿了一片,贴在皮肤上,像有一块冰慢慢地从他的脊椎往下滑。脚步声停了。就停在他身后。他能感觉到那个人呼吸时气流拂过他后颈的感觉,温热的,带着一股说不出的甜腻味。一只手搭上了他的肩膀。他猛地转过身——看清了那个人的脸。是一个陌生的女人,三十岁出头,长头发乱糟糟地披散着,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浓得像被人揍了两拳。她的嘴唇在动,在说什么,但声音像是被什么东西隔住了,他听不清,只看到她的嘴唇一张一合。然后声音突然涌了进来,像决堤的洪水,劈头盖脸地砸向他的耳膜。“你算什么东西?”“你就是个卖的,知道吗?”“我花钱了,我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跪下。”秦绶在梦里摇了摇头,他想说些什么,但喉咙像是被掐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梦里的场景突然变了。他不在走廊里了。他在一个房间里,房间不大,灯光刺眼,白炽灯的灯光白得发蓝,照得他的皮肤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青灰色。他被按在地上,膝盖磕在瓷砖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痛感从膝盖骨一直窜到腰椎,又麻又胀。那个女人站在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她的眼神变了。刚才还是混沌的、神志不清的,此刻突然清明了起来,但那种清明不是正常的清明,而是一种更可怕的、被什么东西点燃了的、近乎癫狂的清明。她的瞳孔放得很大,黑色的瞳仁几乎吞掉了全部的虹膜,像两个深不见底的洞。她的嘴唇在发抖,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某种药物作用下产生的、无法抑制的生理反应,肌肉在她皮肤下不自觉地跳动着,像有什么东西在她体内挣扎着要冲出来。她的嘴角往上牵了一下,不是笑,是肌肉痉挛。“你看你那个样子,”她说,声音忽大忽小,“你看你那个恶心的、下贱的、脏兮兮的样子。”她蹲下来,和秦绶平视。这个距离,秦绶能看清她眼睛里每一根充血的红血丝,密密麻麻的。她呼出来的气息喷在他脸上,那种甜腻的味道更浓了,浓到发苦,像一种过量的、腐败的糖精。“你妈知道你在做这个吗?”她问,语气突然变得天真起来,像一个好奇的小女孩在问一个无害的问题,“你妈知道你在这里卖吗?”秦绶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了一个含混的音节,像是“不”,又像是什么都没说。女人突然暴怒起来。没有任何过渡,没有任何征兆,就像有人猛地按下了某个开关。她脸上的天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纯粹的、不加修饰的、原始的愤怒。这种愤怒不是冲着他来的,或者说不仅仅是冲着他来的,它太大了,太满了,像是一个被堵住了所有出口的高压锅,终于在某个脆弱的缝隙找到了宣泄的方向,而他恰好站在那个方向。她开始打他。第一下是耳光,右手,用尽了全力。秦绶的头被打得偏向一边,左耳嗡的一声响,像是有人在他耳朵里放了一颗鞭炮,耳鸣声尖锐地穿透了整个脑袋,太阳穴突突地跳。嘴里有一股铁锈味弥漫开来,舌尖抵到上颚的时候尝到了血的腥甜,是口腔内壁被牙齿磕破了。第二下是拳头,砸在他的肩膀上,骨头被重击的感觉像是被人拿锤子敲了一下,整个肩膀到手臂都麻了。然后是指甲。她的指甲很长,修剪成尖尖的形状,涂着暗红色的甲油,像十片小小的刀片。她抓向他的脸,在他的颧骨下方留下了四道平行的血痕,皮肤被划开的感觉是火辣辣的、灼烧般的痛。她一边打一边骂,骂的内容秦绶已经记不太清了,或者是不愿意记清。那些词句像碎玻璃一样从他的意识里划过,有些留下了划痕,有些直接嵌进了肉里。她说他脏,说他贱,说他活该,说他不配活着,说这个世界上少他一个会更好。每一下都带着一种宣泄的、释放的、近乎快感的力道,好像她打在他身上的每一拳,都能把她体内那个折磨她的东西打出来一点。秦绶没有还手。不是不想,是不能。他的身体本能地做出了防御的动作,蜷缩起来,用手臂护住头和脸,把身体最脆弱的部位藏起来。这是他在母亲那里学会的——不反抗,不还手,不顶嘴,把身体缩到最小,等待风暴过去。他做得很熟练。不知道过了多久,门被撞开了。有人冲了进来,几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安保人员,力气很大,把那个女人从他身上拉了起来。她挣扎着,尖叫着,腿在空中乱踢,鞋子飞了出去,嘴上还在骂,还在骂,那些恶毒的词句在空气中飘散开来,像一群被惊动的黑色飞鸟,扑棱棱地四散而去。秦绶躺在地上,蜷缩着,没有动。他的左脸肿了,嘴唇裂了一个口子,血顺着下巴往下淌,滴在他衬衫的领口上,洇开一小朵一小朵暗红色的花。肩膀上被拳头打过的地方已经变成了青紫色,按下去硬邦邦的,像是里面淤了一团死血。有人过来扶他,他不记得是谁了。他被搀着站起来,膝盖疼得几乎站不直,整个人靠在那个人的身上。他的眼睛是干的,没有哭,眼眶甚至都没有红。他只是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冷,像有人在他的骨髓里灌了一大桶冰水,冷得他浑身发抖。他被带到了一间办公室里,有人拿来碘伏和棉签帮他处理伤口。消毒水碰到破皮的伤口时火辣辣地疼,他没有出声,只是把嘴唇咬得更紧了一些,牙齿陷进那个新裂开的口子里,又渗出了一点新鲜的血液。周哥来了。他站在门口,看了一眼秦绶脸上的伤,眉头皱了一下,但那皱不是心疼,是一个生意人在计算损失时的本能反应。他问了那个女人的情况,安保说已经控制住了,等会儿就送走。周哥点了一下头,又看了一眼秦绶,说了一句:“这几天先别接客了,养好了再说。”然后他走了。办公室里只剩下秦绶一个人。他坐在那把硬邦邦的折迭椅上,面前是一次性纸杯里倒的白开水,已经凉了,水面纹丝不动。他盯着那杯水看了很久,久到水面上的那层薄薄的灰尘都能被他的视线捕捉到。他突然想起了一个画面。很小的时候,大概四五岁,他在家里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皮,渗出了血珠。他哭着跑去找母亲,母亲正在看手机,头都没抬,说了一句他记了很久的话:“哭什么哭,你一个男的,流点血怎么了?”后来他就不怎么哭了。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哭,而是因为他发现,哭了也没有人来。眼泪是一种没有用的东西,它既不能改变任何事情,也不能让任何人对他好一点。它只是一种生理反应,就像出汗,就像脸红,就像他在被人触碰时胸口泛起的那层粉色的红晕——控制不了,也没有意义。那天晚上,秦绶在那间办公室里坐了很久,直到窗外的天从深黑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灰白。他站起来,把凉透了的白开水喝了,纸杯捏扁了扔进垃圾桶。他走到镜子前看了看自己的脸,左边颧骨下方那四道抓痕已经结了痂,暗红色的,像四条小小的蜈蚣趴在他脸上。他用指腹轻轻地碰了碰那几道抓痕,疼,但不是那种尖锐的疼,是一种闷闷的、钝钝的痛。他没有恨那个女人。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甚至很不正常,但秦绶确实没有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