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了?”
我猛地睁开眼,看见妈妈坐在床边,眼圈红红的。窗外天已经亮了,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在地上投下块亮斑,却暖不了身上的寒意。
“别想了,都过去了。”妈妈摸了摸我的额头,她的指尖还有道浅浅的疤,是被老鼠爪子划的,“爸已经让人把阴沟清了,撒了石灰,以后不会再有了。”
我没说话,只是盯着天花板。那里很干净,白得像张纸,可我总觉得有无数只红眼睛在上面眨,密密麻麻的,像夏夜的星。
搬到宿舍的第三个月,妈妈的手指开始痒,起初只是偶尔挠两下,后来越挠越凶,直到把疤周围的皮肤都挠破了,渗出血珠。去医院看,医生说是什么“不明原因的皮炎”,开了药膏,抹了也不管用。
夜里,我总能听见妈妈在被窝里挠手,“沙沙”的,像老鼠在啃东西。有次我醒来看见,她的手背上爬着只红皮老鼠,小小的,眼睛闭着,正趴在伤口上,身子一鼓一鼓的。
“妈!”我喊着扑过去,想把老鼠打掉。
可手刚伸过去,老鼠就不见了,妈妈的伤口却突然涌出股血,红得黑,像阴沟里的淤泥。
“没事……”妈妈按住我的手,声音虚,“是我自己挠破的。”
她的眼神躲闪着,不敢看我,我却在她眼底看见了恐惧——和我当初看见红皮老鼠时,心里炸开的那种慌,一模一样。
王阿婆听说了这事,特意从弄堂赶来,给妈妈手里塞了个布包,说是用艾草和桃木灰缝的,能“驱邪”。“那东西记仇,缠上了就不容易走。”她叹了口气,眼睛往我身上瞟,“尤其记恨亲手扔过它们的人。”
我心里一沉,攥紧了衣角。
布包果然管用,妈妈的手不那么痒了,伤口也慢慢结痂。可她总说夜里睡得不踏实,总听见“窸窸窣窣”的声,像是有东西在枕头底下钻。
有天早上,她掀开枕头,看见下面铺着层红通通的东西——不是老鼠,是无数根红丝线,细细的,缠在一起,像团没解开的线团。线头上沾着点焦糊味,和那天阴沟里烧老鼠的味一模一样。
“它们还在……”妈妈瘫坐在床上,手里的布包掉在地上,“它们没走……”
爸爸请了个据说懂行的师傅来,是个干瘦的老头,穿着件洗得白的蓝布衫。他在宿舍里转了一圈,最后停在窗边,盯着外面的阴沟看了半天。
“怨气太重。”老头摸着下巴上的胡茬,声音沙哑,“刚出生的崽,本就带着股生魂,被扔了,又被烧了,这股气散不去,就缠上了沾过它们血的人。”
“那怎么办?”爸爸急了。
老头从布包里掏出个小小的陶罐,打开盖子,里面装着些黑色的粉末,闻着有股土腥味。“找个向阳的地方,把这东西埋了,再烧点纸,念叨念叨,让它们往亮处走。”他顿了顿,又说,“最要紧的是,别再想着赶尽杀绝,给它们留条路。”
爸爸照着做了,在厂门口的空地上埋了陶罐,烧了纸钱,嘴里念念有词。风把纸灰吹得漫天飞,像无数只黑蝴蝶,落在我们身上。
那天之后,妈妈的手彻底好了,夜里也没再听见“窸窣”声。宿舍里安安静静的,连窗外的阴沟都变得清爽,偶尔有风吹过,只带着点草木的味。
我以为这次是真的结束了。
直到那年冬天,我在衣柜里找毛衣,摸到个软软的东西。掏出来一看,是只红皮老鼠,已经冻硬了,身上结着层薄冰,像块红色的琥珀。它的爪子里攥着根红丝线,线的另一头,缠着枚顶针——是妈妈缝衣服时总戴着的那枚,银亮亮的,上面还沾着点蓝布的线头。
我把它埋在了厂门口的空地里,就在那个陶罐旁边。埋的时候,土冻得很硬,我用树枝挖了半天,才挖出个小坑。
风很大,吹得纸灰的余烬在地上打旋。我蹲在坑边,看着那只冻硬的红皮老鼠,突然想起第一次从床底摸出它时的样子——红通通的,小小的,心脏在掌心里“咚咚”跳,像颗没长大的豆。
“对不起啊。”我对着小坑轻声说,“下次找个暖和点的地方住吧。”
风把我的话吹走了,不知道它们听没听见。
后来我们又搬了家,离开了那个厂,去了爸爸工作的新城市。房子是新的,有明亮的窗户,干净的地板,床底下空荡荡的,连点灰尘都没有。
可我还是养成了个习惯——睡前总要往床底看一眼。
有时能看见团模糊的红影,一闪就没了,像块被遗忘的线团。有时能听见“窸窸窣窣”的声,很轻,像谁在角落里缝衣服,线穿过布面,出“绷直”的响。
我知道它们还跟着。
不是来报仇的,或许只是想找个地方住,像当初躲在弄堂老房的床底,躲在阴沟的绿沫里一样,找个能遮风挡雨的角落,安安静静地待着。
有次整理旧物,翻出妈妈当年缝衣服的线团,粉白的一团,上面沾着根红丝线,细细的,像从哪个红皮老鼠爪子里掉下来的。
我把线团放在窗台,对着外面的月光。风一吹,线团滚了滚,露出里面藏着的东西——不是棉线,是撮灰白的鼠毛,软软的,带着点陈年的腥气。
窗外的风“呜呜”地响,像无数只老鼠在低声念叨,又像谁在轻轻说
“这次,能让我们住下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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