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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城之秋(第1页)

飞机开始下降的时候,苏青禾睁开了眼。她并没有睡着。整个航程里她一直闭着眼睛,耳机里循环放着同一张专辑,大提琴低沉的弦音像钝刀子慢慢割。邻座的男人以为她在休息,中途起身时轻手轻脚的,她连眼皮都没抬。空乘的广播响了。标准的京腔普通话,字正腔圆,尾音微微上扬。那个腔调穿过机舱里干燥的空气传进耳朵里,苏青禾搭在扶手上的手指不自觉地蜷了一下。北京。她睁开眼,侧过头去看舷窗外。十一月,北方的天空灰蒙蒙的,云层下面是规整的棋盘状田地和稀疏的楼房。首都机场的跑道已经在视野尽头延伸开来,灰白色的,像一道旧伤疤。她有很久没有听到这么多人同时说北京话了。在香港,她的粤语已经练得可以以假乱真。和客户吃饭时能准确地点出哪家茶餐厅的丝袜奶茶最正宗,和同事聊天时也能自然地切换中英夹杂的语序。没有人听得出她不是本地人。她花了好几年,终于把自己洗成了一个“香港人”。然后她决定回来。飞机落地的一瞬间,起落架撞击跑道的震动从脚底传上来。苏青禾把安全带解开,没有立刻站起来,等周围的乘客陆陆续续站起来拿行李了,她才慢慢起身,从头顶的行李舱里取出那个用了三年的登机箱。出机场,打车。出租车驶上机场高速,两旁的行道树光秃秃的,枝干在灰白的天空下显得格外瘦削。她按下车窗,冷空气灌进来,带着北方冬天特有的干燥和一股说不清的焦煤味。司机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叔,从后视镜里瞥了她一眼:“姑娘,不冷啊?”“不冷。”她确实不觉得冷。这种干燥的、凛冽的冷,和在香港那种湿漉漉钻进骨头里的冷不一样。这种冷很干脆,像一把刀,痛快地划过皮肤。出租车驶过东三环。她看着窗外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建筑——国贸三期比以前更高了,央视大楼还是那个古怪的造型,路边的小店换了一茬又一茬。她离开那年,这条路上还没有这么多玻璃幕墙,还没有这么多车。十五岁,苏青禾在心里默默算了一下。已经十三年了。她没让这个念头在脑子里停留太久。手机响了。lda的消息:【到了吗?明天下午三点,别忘了。颐和原着,别迟到。】她回了一个“嗯”,然后退出对话框,点进另一个窗口。那个窗口里只有一张照片,是她在景元官网上找到的。照片里陆景琛穿着藏蓝色的西装,站在某个论坛的讲台上,正在发言。拍摄角度很正,却只拍到了他四分之三的侧脸,下颌线条清晰利落,眉眼被灯光投下的阴影遮了大半,看不真切。她看了几秒钟,关掉了照片。酒店订在金融街附近,离第二天面试的地方有些远,但她刻意选了这里。这是她熟悉的区域,每一条路、每一个路口,她都还能在脑子里画出来。洗完澡,她裹着浴袍站在窗前。窗外的北京,入夜后灯火璀璨,和二三十年前那个灰扑扑的北京判若两城。她把窗帘拉上,躺回床上,闭眼。她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稳的,不快。第二天,下午两点半。出租车从西五环绕出去,驶进海淀,道路两侧的楼宇渐渐被大片的树木取代。冬日的西山有一种沉默的肃穆,山体灰褐色的轮廓在薄雾里若隐若现。颐和原着藏在山脚下一条不显眼的岔路尽头,青砖灰瓦的外墙,大门低调到几乎没有标识。门口那家咖啡馆叫“南山”,门面不大,门口种着一棵老槐树,冬天的树枝光秃秃地伸向天空,像一幅水墨画里最苍劲的那一笔。苏青禾提前了十分钟到。她今天穿了藏蓝色的西装裙,黑色高跟鞋。长发没有像平时那样松松挽起,而是整齐地束在脑后,露出整个面部的轮廓。没有戴多余的首饰,只在耳垂上留了一对米粒大小的珍珠耳钉。妆容很淡,粉底遮住了昨晚因为认床而出现的轻微黑眼圈。她落座,点了一杯美式,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上。三点整。门口的铃铛响了。苏青禾抬起头。陆景琛比照片里更高一些。深灰色的羊绒大衣,里面是白衬衫,没打领带,领口解开了一粒扣子。穿着随意,分寸却拿捏得极好——那种不需要用力就能让人知道他不是普通人的随意。他朝她走过来,步伐不快,皮鞋踩在老旧的木地板上,每一步都稳而轻。他的脸比侧影更清晰。眉骨高,眼窝深,眼型狭长,瞳仁的颜色是很深的黑。五官拆开看都算不上特别出众,但组合在一起就有一种叫人移不开的沉静。那是一种被岁月和阅历反复打磨过的沉静,不张扬,却压得住场。“苏小姐。”他走到她面前,伸出手,“久等了。”“没有,是我到早了。”苏青禾站起来,握住他的手。他的手掌干燥温热,力道恰到好处——不轻不重,不多不少,像是连握手这件事都经过精确计算。“请坐。”他在她对面坐下,脱下大衣搭在旁边的椅背上。服务员过来,他要了一杯和苏青禾一样的美式,不加糖不加奶。苏青禾注意到这个细节,心想,他对很多事情大概都不太挑剔——或者说,他并不在意那些小事。咖啡端上来之前,他先开了口。“你的简历我仔细看过。”他没有寒暄,没有问她“北京冷不冷”、“住哪里”、“适不适应”,直接切入正题,语气平而稳,像在陈述一个事实,“五轮面试的评语我都看了。前面几位合伙人对你的评价很高,这在景元不常见。”苏青禾端起咖啡,没喝,只是捧着杯子,迎上他的目光:“陆总觉得哪里不够?”他微微挑了一下眉。“你怎么知道我觉得不够?”“如果陆总已经觉得够了,”她说,“开场白应该是‘欢迎加入景元’,而不是告诉我前面几轮的评价有多好。”陆景琛看着她。这种注视不是那种打量或审视的注视。没有压迫感,没有故意制造的压力。他只是安静地、直接地看着她,像是在读一份还没翻开的文件,想先看看封面。然后他笑了。很淡,只是嘴角略微上扬,眼尾的弧度几乎察觉不到。但在那张万年不变的脸上,这已经算是一个相当明显的表情了。“苏小姐做投行几年了?”“四年。”“四年做到高级经理,很快。”“是比平均快一点。”她说,声音里没有得意,也没有谦虚。“为什么想离开?”“香港已经装不下我想走的路了。”她没有说那些套话。没有说寻求更大的平台,没有说想挑战自己,没有说景元的业务方向多么吸引她。她说了一句很直白的话,直白到有几分冒犯——香港装不下她了。陆景琛靠进椅背。“那你想走什么路?”“从给别人定价,到自己做决定。”她说,“我在香港做执行层,做得再好也是完成别人的战略。我想知道,如果让我来定方向,我能做成什么样。”“这个答案面试记录里你已经说过两次了。”“陆总问的是想走什么路,”她看着他的眼睛,“不是想来景元的原因。如果问的是原因,我会说——我仔细研究过景元过去五年的项目。你们不做赚快钱的案子,不碰监管灰色地带,你们投新能源、投生物医药、投高端制造,全是长周期高门槛的赛道。这不是一家只想赚钱的基金,这是想做局的基金。而我,想进局。”陆景琛沉默了几秒。咖啡端上来了。他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杯子时,杯底与瓷盘碰撞出极轻的一声脆响。“你对内地市场了解多少?”“不够。”“不够是多少?”“政策环境的脉络能摸清,具体落地的细节还不够。香港做的案子再复杂,终归是成熟市场的逻辑。国内的打法不一样,要重新学。”“那你觉得,你多久能补上?”“半年能上手,一年能独立带队。”“很自信。”“如果一年做不到,”她语气很平淡,“景元随时可以让我走。”陆景琛没有接这个话。他换了一个问题,开始问业务。从跨境并购的税务架构到红筹回归的路径设计,从行业周期的判断到单个标的的估值逻辑。他的问题很散,看起来像是随意挑的,但每一个问题都精准地踩在某个领域的痛点上——不是那些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能应付的痛,而是真正做过项目、踩过坑、吃过亏的人才说得出来的东西。苏青禾一一作答。她的语速不快,但每个回答都很扎实,逻辑链条清晰完整。有时候她会停顿一两秒,不是为了想答案,而是为了组织表达——把脑子里已经成型的东西,整理成他能听懂的、最精确的表述。有两次他追问细节。问得很深,几乎是在质询。她没有慌张,也没有急于辩解,只是不紧不慢地打开手机里的一份文件,把相关的数据调出来,一条一条解释给他听。第三次追问的时候,她没有急着回答,而是先问了一句:“陆总问的是合规层面的处理方式,还是商业逻辑上的判断?”陆景琛看着她。“两个都要。”“那我把合规先说完,商业逻辑的部分涉及面更广,我需要多花两分钟。”“可以。”她说了整整五分钟。说到最后,面前的咖啡已经凉透了,她也没再碰过。陆景琛听完,端起自己的咖啡喝了一口,然后说了一句和上一个话题完全无关的话。“你十五岁离开北京。”苏青禾的手指在桌沿上停了半秒。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句陈述。他在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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