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跑了。
我不管什么花了,不管什么指纹了,不管白额还在不在我身后看着我了,我跑了。我踩过那些花,每踩一朵就听见一声“别走”,每踩一朵就听见一声“别走”。三十米的距离,上千朵花,上千声“别走”,汇成一片嘈杂的、重叠的、像海浪一样的声音海洋。
我冲进蒙古包的时候,那些声音停了。
门帘落下来,把花的声音隔绝在外面。蒙古包里很安静,安静得不正常。安静得像一个坟墓。
不对。安静得像一个子宫。
我站在蒙古包中间喘着粗气,忽然意识到,这个我住了四十年的蒙古包变得不一样了。空气的湿度变了,温度变了,气味变了。这里不再是干燥的、被风吹过的、充满羊膻味和酥油茶香气的空间,而是变成了另一种空间——潮湿的、温暖的、充满一种淡淡的甜腥味的气体,像羊水。
我走到床铺前,想坐下来。褥子还在,被子还在,一切都在。但有一件事不对。
我的本子。
昨晚我明明把本子扔进了火里,我看着它烧成了灰。封面上有白额的爪印,纸页在火焰里卷曲、黑、变成灰烬。我看着它烧完的。
但现在,本子好端端地躺在褥子上。
不是一个新的本子,不是另一个本子,而是同一个本子。封面上的爪印还在,但爪印的形状变了。昨天是一个爪印,今天是五个。一个大的,四个小的。阿赤的爪印最大,老疤的次之,白额、灰耳朵、中中的爪印依次排列。五个爪印像五枚印章,盖在我的本子上。
我拿起本子,翻开第一页。
纸上不是我的字。
是我的字,但不是我的内容。我写的是“我叫陈默,在天峻草原上活了四十年”,但纸上写的是“我们叫陈默,在天峻草原上活了很多年”。一个字都没改,只有一个地方变了——“我”变成了“我们”。
我往后翻。
后面是空白的。每一页都是空白的。但当我翻过一页的时候,上一页的空白处会慢慢浮现出字迹,不是墨水的颜色,而是更淡的、像水渍一样的颜色。那些字在纸上生长,像菌丝在培养基上蔓延,从一个笔画开始,慢慢长成一个字,再长成一句话。
我看不清那些字写的是什么,因为它们在不停地变化。一个字长出来,又在下一个瞬间变成了另一个字。一句话成形了,又在同一个瞬间变成了另一句话。那些字像活的一样,在我眼前蠕动、变形、自我吞噬、自我繁殖。
但我看清了一个词。
“子宫。”
不是中文,不是英文,不是任何一种人类的文字,但我看清了那个词的含义,就像你不需要懂藏语就能听出有人在叫你的名字一样。那个词在纸上反复出现,每次出现的位置都不一样,有时候在页眉,有时候在页脚,有时候在页面的正中央,像一个胎儿在找一个最舒服的位置安顿下来。
我把本子合上,放在了地上。
我走到门口,撩开门帘。
花不见了。三十米外的草场上空空荡荡,没有花,没有指纹,什么都没有。草还是草,地还是地,蒙古包还是蒙古包。白额也不在土坎上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正常得像什么都没生过。
但我注意到一件事。
土坎下面,洞口的位置,有一个人。
不是狐狸,是一个人。
那个人穿着我的衣服。旧的迷彩服,褪色的牛仔裤,半旧的解放鞋。那身衣服是我的,但穿在一个不属于我的身体上。那个身体太瘦了,瘦得像一件衣服挂在衣架上。它的头低着,我看不清它的脸,但我看到了它的手。
五根手指。
不对。
它的手在数数。它用手指在空气中点来点去,一、二、三、四、五。然后它停下来,把四根手指弯曲,只留一根食指竖着。食指在空气中画了一个圈,指向了我。
它抬起头。
那是一张不完整的脸。五官都在,但位置不对。眼睛太靠上了,嘴巴太靠下了,鼻子歪在一边。不是畸形,而是像有人把一张脸拆散了,又随手拼了回去。拼图的人不熟悉人类的五官,不知道眼睛应该在脸的中间位置,不知道嘴巴应该和鼻子对齐,于是拼出了这张脸。
脸的皮肤下面有什么东西在动。不是肌肉的抽搐,不是神经的跳动,而是更根本的东西——它的脸皮下在爬行。数不清的细小的东西在那张脸的皮肤下面爬来爬去,把皮肤顶起一个一个的包,像沸腾的水面。
那张脸的嘴张开了。
嘴里没有舌头,没有牙齿,只有一个洞。黑漆漆的、深不见底的洞,像一口井,像一道深渊,像一个通往我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门。洞里有风吹出来,风里带着腥味,带着铁锈味,带着在泥土里埋了很久的骨头的气味。
风把它的声音吹出来。
“陈默。”
我的名字。
“还差一个。”
还差一个什么?我张嘴想问,但我的喉咙不出声音了。不是被掐住了,不是被堵住了,而是我的声带不在了。我的手指摸上自己的喉咙,皮肤下面是平滑的、完整的、没有声带的肌肉。声带像被人用手术刀切掉了,整整齐齐的,连血都没流。
我不出声音了。
那个穿着我衣服的东西又说话了。
“它在你里面了。”
它。
什么东西在我里面?
我的胸口忽然炸开了一样疼。不是灼烧感了,不是闷热感了,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有形状的、有温度的疼。我低头看,衣服下面有什么东西在动。不是心脏在跳,不是肌肉在抖,而是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不属于我身体的东西在我的胸腔里蠕动。
它在找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