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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0章 水乡的怨念（第1页）

我叫沈念，是一名纪录片导演。

说实话，这个头衔听起来光鲜，实际上我做的不过是些给地方旅游局拍宣传片的活儿，美其名曰“人文纪录片”，实则就是高级点的广告。干了五年，我已经习惯了在各种各样的古镇、山村、风景区之间辗转，拍些“炊烟袅袅的清晨”“撑着油纸伞的姑娘”之类的画面，配上煽情的旁白，让观众产生“此生必去”的冲动。

二〇二一年秋天，我接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项目。

委托方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文化传媒公司，老板姓方，四十出头，说话时总带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急切。他约我在一家咖啡馆见面，推过来一份合同，封面上的项目名称写着《江南水乡最后的记忆》。

“沈导，我看过你拍的《徽州老宅》，很有味道。”方总搓着手说，“这次我们想请你拍一个真正的纪录片——关于浙北一个即将拆迁的水乡古镇。”

“拆迁？”我翻着合同，有些意外，“哪个古镇？”

“叫鹤鸣镇。”方总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微妙的谨慎，像是在提起一个不该被提起的名字，“在湖州和嘉兴交界的地方，很小，在地图上都找不到。明年春天就要整体拆除，搞什么湿地公园开。”

我打开手机地图搜了一下，果然如他所说，那片水域标注着“待开区”，没有任何地名。

“为什么找我？”我问。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有敬畏心的人。”方总的回答有些莫名其妙，“沈导，那个地方……有些特殊。我不希望你把它拍成一个旅游宣传片。我要你拍出它的真实面貌——所有的。”

他说“所有的”三个字时，眼神闪烁了一下。

我当时以为他指的是水乡衰败的残酷现实、村民拆迁的复杂情绪之类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方总的眼神里藏着的是恐惧。

签下合同后，我用了一周时间做前期调研。网上关于鹤鸣镇的信息少得可怜，只有几篇地方志的零散记载。我托朋友在湖州市档案馆查到了一份一九八六年的《鹤鸣镇志》，薄薄的一本油印小册子，纸张已经黄脆。

镇志的开篇是这样写的

“鹤鸣镇，又名沉砚镇，始建于唐开元年间，因镇中一汪‘砚池’而得名。池水终年不竭，形如古砚，相传有仙鹤常栖于池畔鸣叫，故名鹤鸣。镇中居民多以养蚕、捕鱼为业，世代安居，民风淳朴。”

后面的内容大多是关于行政沿革、人口变迁、物产经济的枯燥记录。但在翻到最后一章时，我注意到一段手写的批注，字迹潦草，像是匆忙添上去的

“一九七五年夏，砚池干涸七日，池底现古井一口，井中有异响，村民不敢近。后连降暴雨，池水复盈，事遂寝。然自此以后，镇中多有怪异之事，数人无故失踪，至今未解。”

这段文字下面，有人用铅笔轻轻写了两个字，又被用力擦掉了，只能隐约辨认出是“水鬼”。

我合上镇志，后背有些凉。但作为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纪录片导演，我告诉自己，这些都是民间传说的陈词滥调，每个古镇都有几段类似的怪谈，无非是吓唬小孩的故事。

我定了两张去湖州的高铁票，给我常合作的摄影师老周了条消息

“准备出，这次拍点不一样的。”

老周秒回了一个竖大拇指的表情。

那时候的我们都不知道，这趟拍摄会让我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第一章入镇

九月十七日，我和老周抵达湖州，又转了两趟乡村巴士，才在傍晚时分到达鹤鸣镇所在的湿地边缘。

司机把我们放在一条水泥路的尽头，指着远处一片模糊的水影说“顺着堤坝走二十分钟就到了。不过你们确定要去？那个镇子都快没人了。”

“我们去拍纪录片。”我解释道。

司机看了我一眼，那种眼神让我想起了方总——谨慎中带着某种说不清的东西。他没再说什么，关上车门，掉头走了。

我和老周扛着设备走在堤坝上。九月的江南，天暗得还算晚，但空气里已经弥漫起一层薄薄的雾气。堤坝左边是一望无际的水塘和芦苇荡，右边是成片的桑树林，桑叶已经有些黄，在风中沙沙作响。

“这地方挺荒的啊。”老周点了一根烟，“你确定有古镇？”

“就在前面。”

走了大约二十分钟，堤坝拐了一个弯，一座石拱桥出现在我们面前。桥不大，青石砌成，桥身上爬满了薜荔和络石藤，密密麻麻的绿叶几乎遮住了桥名。我拨开藤蔓，露出三个阴刻的字——鹤鸣桥。

桥的那一头，就是鹤鸣镇。

第一眼看到这个镇子，我就知道方总为什么找我来拍了。

鹤鸣镇不像我见过的任何古镇。那些被商业开过的古镇——乌镇、周庄、西塘——虽然古色古香，但骨子里是热闹的、鲜活的，到处是酒吧、民宿和卖芡实糕的店铺。而鹤鸣镇是沉默的。

镇子沿着一条蜿蜒的河道展开，两岸是典型的江南民居，白墙黛瓦，马头墙高耸。但墙上布满了水渍和青苔，有些地方墙皮已经大片剥落，露出里面的碎砖。瓦缝里长着一蓬一蓬的瓦松，在暮色中呈现出一种暗沉的紫红色。河道里有几条乌篷船，船身半沉在水里，船头长满了水葫芦。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安静。

不是那种乡村傍晚应有的、带着炊烟和狗吠的安静，而是一种彻底的、几乎有实体的寂静。没有鸟鸣，没有虫声，连风吹过树叶的声音都没有。河水在暮色中纹丝不动，像一面深绿色的镜子。

“我操，”老周低声说，“这地方拍恐怖片都不用布景。”

“别瞎说。”我扛起摄像机，开始拍摄空镜。

我们沿着河岸走了大概十分钟，才在一条巷子口看到一个活人。是个老太太，坐在一张竹椅上剥毛豆，脚边蹲着一只瘦骨嶙峋的橘猫。老太太看到我们，手里的动作停了，浑浊的眼睛盯着我们看了很久，然后用方言说了一句话。

我听不太懂湖州话，但大概猜出她在问我们是哪里来的。

“阿姨，我们是来拍纪录片的，想记录一下鹤鸣镇拆迁前的样子。”我大声说，怕她耳背。

老太太把剥好的毛豆放进一个搪瓷盆里，慢吞吞地说“拍什么拍，这个镇子有什么好拍的。该走的都走了，该沉的都沉了。”

“该沉的都沉了？”我追问，“什么意思？”

老太太不再说话，低头继续剥毛豆。那只橘猫站起来，弓着背朝我们“喵”了一声，声音又尖又细，在空旷的巷子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们继续往里走，现镇子里确实没剩多少人了。大部分房屋都上了锁，门上贴着拆迁通知，白纸黑字，盖着红色的公章。偶尔能看到几户还有人住的痕迹——晾在院子里的衣服、窗台上的肥皂盒、门前的破旧藤椅。

在镇中心，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一家叫“鹤鸣客栈”的老旅馆。说是旅馆，其实就是一个稍大的民宅，二层木楼，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招牌。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顾，瘦高个，脸上皱纹很深，像是被水浸泡过的河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