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接到母亲电话,她颤抖着声音说村里的稻田里出现了诡异的红光。
我连夜赶回,却现整个村庄空无一人,只有田埂上整齐排列的稻草人。
每一个稻草人身上,都穿着村民的衣服,面部被挖空,里面闪烁着微弱的红光。
当月亮升至正中时,这些稻草人开始缓缓转动头部,齐刷刷地看向我。
---
一
凌晨一点十四分,手机响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脑子里还残留着那个梦的碎片——梦里有什么东西在追我,我跑过一片又一片的稻田,稻穗擦过小腿,又痒又疼,但我始终不敢回头。身后的脚步声不紧不慢,却一直跟在三步之外。
手机还在响。
我摸索着抓起手机,屏幕的亮光刺得眼睛酸。来电显示是一个熟悉的号码,归属地是我老家那个小镇的区号。
我愣了一下。母亲从来不在这个时间打电话。事实上,母亲几乎从不主动给我打电话。每次我打回去,她总是说几句就匆匆挂断——“长途贵,没事别浪费钱。”
我按了接听。
“喂?”
那头没有人说话。但我能听见呼吸声——很轻,很浅,像是在努力压抑着什么。然后是一个颤抖的声音
“阿远……”
是我妈。
“妈?怎么了?”
“稻田里……”她的声音断断续续,像是刚从什么地方跑回来,气还没喘匀,“稻田里有红光……阿远,你赶紧回来一趟。”
“什么红光?”我从床上坐起来,困意已经散了一大半,“妈,你别着急,慢慢说——”
“我睡不着,起来看看月亮,就看到……”她顿住了,呼吸声变得更重,“田埂上站着东西。好多。整整齐齐的。它们在光。”
“什么东西?”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稻草人。”母亲的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但是不对……那些衣服,那些衣服我认得。那是隔壁王婶的围裙,那是老陈家的解放鞋,那是你爸的……”
她没说完。
“我爸怎么了?”
母亲没有回答。电话里只剩下呼吸声,越来越急促,像是有谁掐住了她的喉咙。
“妈?妈!”
“别说话。”母亲突然压低声音,几乎是气声在说,“它们动了。阿远,它们把头转过来了。它们在看咱们家的方向——”
通话断了。
我立刻回拨过去。忙音。再拨。还是忙音。我连续拨了七次,每一次都是同样的忙音,像是一堵墙,把我的声音挡在了外面。
我坐在床边,握着手机,后背已经被汗浸透了。
窗外的城市还在沉睡。远处有一辆夜班公交车驶过,动机的声音在寂静的街道上拖出长长的回音。我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脑子里反复回响着母亲最后那句话
它们在看咱们家的方向。
我买了最早的一班车。
那是凌晨三点二十的绿皮火车,从省城到我老家那个小县城,全程四个半小时。候车厅里稀稀拉拉坐着几个人,一个裹着军大衣的老人蜷在长椅上打鼾,一对年轻男女依偎在一起小声说话,还有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靠在检票口打哈欠。
我坐在角落里,盯着手机屏幕上那个未接来电的红色标记。
四点的时候,我又拨了一次母亲的电话。还是忙音。我试着拨了隔壁王婶家的座机——没人接。拨了村支书老陈的手机——关机。
我告诉自己,可能是线路出了问题。可能是那个山坳里的信号塔又坏了。可能大家都睡着了没听见。
但我骗不了自己。母亲那个电话里的声音,那种压抑到极致的恐惧,不可能是因为线路问题。
天快亮的时候,我给单位了条请假消息,说家里有事,可能要回去几天。领导回了个“好的”,没有多问。在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你消失几天没人会在意,就像你存在也没人在意一样。
火车开动的时候,窗外还是一片深蓝。我看着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忽然意识到我已经三年没回过家了。
三年。
上次回去还是父亲葬礼。那次我在家待了三天,帮着母亲处理各种后事,然后匆匆赶回省城。临走的时候母亲站在院门口,穿着一件洗得白的蓝布衫,说“路上慢点。”
她没说“常回来看看”。她从来不说这种话。
我想起父亲下葬那天,村里人都来了,站满了整个坟地。仪式结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大家打着火把往回走,我走在最后面,回头看了一眼。新坟的土堆在夜色里泛着湿气,旁边的稻田里稻子正抽穗,风一吹,哗哗响成一片。
那时候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现在想来,那天晚上太安静了——没有虫鸣,没有蛙叫,只有稻浪的声音,像是有无数只手在黑暗中轻轻拍掌。
火车越往南走,天就亮得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