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兵过程被层层克扣,常凯申自知是解决不了的。可以说,整个国军队伍从上到下,只要有机会捞钱的,几乎没有军官不吃拿卡要。或许有这样清廉的军官,但绝对属于少数,而且生活必然过得很困难——因为薪饷不够用。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国军上将月薪为800元,但到了1932年初突然消减为240元;国军少尉从42元消减为30元;上等兵从12元消减为85元。(以上皆为基本工资,具体工资由职务而定)为何会如此?因为国难当头,当兵的必须体谅国家难处,于是国民政府就颁布了《国难饷章》。从上将到普通士兵,全线下调薪饷。即便军饷被降低了,但在30年代初还算正常,二等兵7元月薪足够生活得很滋润——前提是长官不从中克扣,并且还要国府按时发饷。但到了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军饷依旧维持着十年前的水平,物价却节节攀升,导致少尉级别的军官都吃饭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府首先进行了粮饷分离,即将士们的伙食由政府拨款,不再需要自己出钱购买。但依旧无法满足开销,一是因为军中伙食太垃圾,二是因为还需要其他支出。所以,抗战期间的军饷涨了数次,但涨的那点工资跟物价比起来就是个笑话。我们举个例子吧,1940年到1942年一个国军少校的工资,仅够买自己所需的肥皂和草鞋。至1945年,普通士兵工资涨到了900元,但买草鞋都不够了,而军官的情况也相差不远。即便如此,很多部队还经常欠薪,能按时发饷的队伍肯定有靠山。这种情况下,你想让军官们恪守道德不贪污?做梦呢!那些不贪的军官,大多数都是没机会贪,只能吃着部队的猪食过苦日子。而贪污这种事情,一旦有了程来,把节流的规矩定在四成怎么样?到时候出了事,大家一起担着,总不能把咱们全都法办吧,到那时谁来征兵打仗?”“四成有点少。我若是孤家寡人,一分钱都可以不要,舍家为国嘛。但手下还等着吃饭呢,左右都需要打点,节流太少根本没法展开工作。”“老张说得在理,这军政部发不足粮饷,咱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这样吧,就定六成!”“六成哪里够?至少要七成。”“七成?你真想把壮丁都逼死啊!不管你们扣留多少,我回去最多三成半,还是保住性命要紧。”“都四成吧,够用了,够用了。”“四成半,绝对不能少了。”“四成半我同意,就这么说好了。”“……”100多个征兵官当天就达成秘密约定,以后只克扣四成半,但也有少数贪心的克扣了五成以上。如此做法,在1942年以前还有些效果,但之后就实在没法办了。特别是到了1943年,物价涨上了天,就算军官们一分钱不克扣,都很难保证壮丁安全走进新兵营。而常凯申派出的中统局巡视员,也基本上没啥作用。大部分把巡视工作当成敛财手段,伙同征兵机构一起吃兵血。少数尽忠职守的巡视员,也只能揭发一些特别恶劣的情况,普通情况何应钦都不好意思抓人。甚至何应钦不敢查得太凶,因为一旦强调死亡率,送兵的为了保住自家性命,必然更加凶残的在路上抓壮丁凑数。抓壮丁的弊病,其实归根结底就一个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