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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3章 断缴者（第1页）

圣彼得堡的冬天从来不真正结束。它只是在某个时刻假装结束了，然后在你以为可以松一口气的三月里，再一次把整个城市按进灰色的泥水里。

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沃尔科夫站在瓦西里岛那栋苏联时期留下来的赫鲁晓夫楼的走廊里，手里攥着一张粉红色的单子。走廊的灯又坏了，只有尽头那盏还在倔强地亮着，把他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像一根快要断掉的琴弦。

单子上印着国家未来保障基金会圣彼得堡分理处的公章，右上角有一行小字尊敬的缴费人，您的账户已进入预警状态。

他已经连续三个月没有缴费了。

这件事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德米特里是一个自由插画师，偶尔接一些出版社的活儿，偶尔在网上给人画头像，收入像圣彼得堡的天气一样不可预测。上个月好不容易攒了一笔钱，结果房东涨了房租，紧接着牙坏了一颗，看牙又花掉了大半。等他算完所有的账，现那个每个月必须交给基金会的数字——两千二百三十八卢布——已经不可能从剩下的钱里挤出来了。

他不是没有想过。每天晚上躺在那张弹簧已经坏了两根的床上，他都会想。他知道那笔钱意味着什么。每一个在这座城市里活过三十年的人都知道。你年轻的时候每个月往那个无底洞里扔钱，等你老了，那个无底洞会每个月往你手里吐钱。吐得不多，但够你活着。这是整个罗刹国运转了几十年的最基本的契约。

但问题在于，德米特里今年三十一岁，他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不知道从哪里来。

他把那张粉红色的单子叠好，塞进大衣口袋里，走下了楼梯。楼梯间的墙上贴满了各种广告，但有一张他从来没见过的告示，不知道什么时候贴上去的，纸张还很新，上面用一种异常工整的字体写着

断缴者请注意您的未来正在注销中。如有异议，请携带本人前往涅瓦大街四十七号三楼办理。过期不候。

德米特里盯着那张告示看了很久。他想，这大概又是哪个骗人的机构贴的。在圣彼得堡，这种东西比老鼠还多。

他推开单元门，冷风立刻灌进来，夹杂着涅瓦河上那种永远散不去的腥味儿。

他不知道的是，在他身后三楼的窗户后面，一个老太太正透过结了冰花的玻璃看着他。老太太叫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别洛娃，七十三岁，退休会计，缴了四十一年的费，一分钱没断过。她的眼睛像两颗冻透了的李子，浑浊，但什么都看得见。

她看见德米特里口袋里露出的那截粉红色。

她慢慢地摇了摇头，嘴唇动了动，说了一句只有她自己能听见的话又一个。

断缴的第一个月，什么都没生。

德米特里甚至松了一口气。他想，也许那套系统没有人们说的那么严苛，也许迟几个月补上就行了。他用省下来的两千二百三十八卢布交了房租，买了食粮，甚至给自己买了一瓶格瓦斯。

第二个月，他开始注意到一些不对劲的东西。

先是他的影子。

圣彼得堡冬天的太阳本来就少，但偶尔中午会出来一会儿。有一天中午，德米特里走过宫殿桥，突然低头看了一眼地面，现自己的影子比以前淡了。不是那种光线造成的淡，而是一种本质上的淡，好像他的影子正在被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地擦掉。

他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然后是邻居。他住的那栋楼里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叫格里戈里·尼基福罗维奇，每天早上都会在门口抽烟，见谁都要说两句话。但从第二个月开始，格里戈里见到德米特里的时候，眼神会有一个极短的停顿，就好像他在努力回忆这个人是谁，然后才恢复正常，说一句早上好，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

那个停顿越来越长。

到了第三个月，事情变得更明显了。

德米特里去涅瓦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馆交稿，咖啡馆的收银员是个年轻姑娘，之前每次都会冲他笑一下。但这一次，姑娘接过他的稿子，看了他一眼，然后直接转向了下一个人，好像他根本不存在。

他又试了一次。他走到收银台前，清了清嗓子，说我的咖啡。

姑娘皱了皱眉，对他身后的空气说了一句下一位。

德米特里回过头，身后没有人。

他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杯已经做好的咖啡，突然觉得一阵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冷。那种冷不是温度的冷，是一种被整个世界慢慢忘记的冷。

他想起了那张粉红色的单子，想起了走廊里那张告示。

他开始跑。

不是跑向某个地方，是那种没有方向的跑，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只想离开原地。他跑过涅瓦大街，跑过丰坦卡河沿，跑进了一条他从来没走过的小巷。小巷的尽头是一扇绿色的铁门，门上没有门牌号，只挂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着

国家未来保障基金会圣彼得堡分理处——断缴业务专柜

门是开着的。

里面比外面暖和。这是德米特里的第一感觉。

暖气烧得很足，空气里有一种旧纸张和墨水混合的气味，像是走进了某个十九世纪的衙门。大厅很大，天花板高得不合理，吊灯是那种苏联时期的水晶灯，但每一颗水晶里面都好像困着一团雾。

大厅里有很多人。

德米特里后来回忆这个场景的时候，总是觉得那些人不太像活人。他们排着队，队伍很长，从大厅这头一直排到看不见的那头。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粉红色的单子，和他那张一模一样。他们的表情都是同一种——不是恐惧，不是愤怒，是一种已经接受了什么的麻木。

德米特里排到了队伍里。

排在他前面的是一个年轻人，看起来二十五六岁，穿着一件黄色的外卖员制服，胸口的牌子上写着阿列克谢。年轻人的脸是灰白色的，不是那种生病的灰白，是一种正在消失的灰白，好像有人在用橡皮擦慢慢擦掉他的五官。

你也是断缴的？德米特里问。

年轻人转过头来，他的眼睛还在，但已经很淡了，像两杯被兑了太多水的茶。

我断了一年了，阿列克谢说，声音很轻，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刚开始没什么感觉，后来我妈不认识我了。再后来我女朋友也不认识我了。我去公司上班，打卡机不认我的脸。我照镜子，镜子里的我一天比一天模糊。

他抬起手，德米特里看到他的手指尖已经几乎透明了，能透过手指看到后面排队的人的脸。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阿列克谢说，不是别人忘了你。是你开始忘了你自己。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我小时候住在哪里了。我想不起来我妈的名字。我想不起来我为什么要活着。这些东西不是被谁拿走的，是它们自己在消失，因为没有人在替你记着了。

德米特里想说点什么，但他现自己也想不起来阿列克谢刚才说的那个名字是什么了。

队伍往前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