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生在新西伯利亚的故事,时间是1982年的冬天,那个冬天冷得连鬼都要穿三层裹尸布。
一、消失的暖气与不存在的报案记录
新西伯利亚的寒风像一把钝锯子,在国立技术大学家属楼的灰色外墙上来回拉扯。德米特里·伊里奇·波波夫,一个在“红色锻压机”工厂担任二级钳工的老实人,正蜷缩在自家厨房的角落里,盯着那是早已结冰的暖气片呆。屋里的温度计显示华氏32度。
“这不合逻辑,”德米特里裹着那件补了十二个补丁的军大衣,手里捧着一杯漂着几片茶叶梗的热水,对妻子安娜说,“锅炉房的伊万诺夫承诺过,只要我把那瓶私藏的‘斯托利伏特加’给他,他就会把我们的暖气烧得像共产主义的热情一样滚烫。”
安娜是个神经质的女人,她的眼神总是像受惊的麻雀一样四处乱瞟。她压低声音,仿佛墙壁里藏着微型窃听器“德米特里,别说了!隔壁的彼得罗夫昨天就是因为抱怨暖气,被民警带走了,现在还没回来。有人说看见他在扫雪,有人说看见他在……更北边的地方。”
德米特里叹了口气,他知道妻子说得对。在这个被铁丝网、户籍制度和无数条法令编织成的巨大牢笼里,每个人都是被固定在机床上的零件,稍微有点异响就会被拆下来扔进熔炉[3]。所谓“劳动权”,不过是把你钉在某个岗位上直到死的权利。
就在这时,一阵奇怪的敲门声响起。不是用指关节敲的,而是用某种沉重的、湿漉漉的东西撞击门板。
咚。咚。咚。
德米特里和安娜对视一眼,恐惧像冰水一样浇透了全身。在这个点,不会有朋友来访。在这个国家,朋友是奢侈品,而“关系”才是货币。
德米特里颤巍巍地走到门厅,透过那个蒙着灰尘的猫眼向外看。楼道里的感应灯坏了,一片漆黑。但他分明看见一只苍白得像死鱼肚皮的手,正悬在半空中,手里捏着一张粉红色的纸。
那是——传票?还是逮捕令?
他不敢开门。但那敲门声变得急促起来,伴随着一种像是老旧留声机卡带时的嘶哑声音“波波夫……德米特里……伊里奇……你的……自行车……”
自行车?德米特里的心脏猛地一缩。那是他上个月刚从黑市花半年工资换来的英国“三枪牌”自行车,为了通勤,也为了在邻居面前维持一点可怜的体面。昨天他锁在楼下的车棚里,现在它不见了。
他没敢报警。在新西伯利亚,报警是比丢车更危险的赌博。民警局的那些穿着蓝制服的“人民卫士”,实际上是官僚机器上最贪婪的齿轮。如果你去报案,他们先会查你的证件,然后问你有没有“非法收入”购买自行车,最后为了凑够上级下达的“反社会寄生分子”指标,很可能把你当成小偷抓起来,送去西伯利亚的森林里伐木,或者直接定性为“怠工者”关进精神病院[3]。
德米特里深吸一口气,打开了门。
门外没有人。
只有一团浓重的、带着硫磺味的白雾,以及地上放着的那张粉红色的纸。不是传票,是一张——入党申请书?
上面用血红色的墨水写着德米特里的名字,但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左手写的,或者说,像是用爪子划出来的。最诡异的是,在“家庭出身”那一栏,填的不是“工人”,而是“未登记的灵魂”。
二、区党委的司机与黑市的摩托车
德米特里把那张纸烧了,但他知道麻烦才刚刚开始。在苏联,任何不合常理的事情背后,都站着一个手握权力的人,或者某种不可名状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德米特里硬着头皮去找他的“关系”。那是他的远房表亲,尼古拉,在区党委给第一书记当司机。尼古拉虽然只是个司机,但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他是离权力核心最近的人之一,也就是所谓的“红人”。
区党委大楼坐落在列宁广场旁,那是一座巨大的斯大林式建筑,像一座压在城市胸口的墓碑。门口的卫兵荷枪实弹,眼神比新西伯利亚的寒风还要冷。
德米特里在传达室等了三个小时,直到尼古拉哼着小曲从大楼里出来。尼古拉穿着一件质料极好的呢子大衣,脸上泛着油光,显然刚享受过一顿丰盛的早餐——那是普通工人一个月都吃不上的鱼子酱和烤鹅。
“哦,德米特里,我的老朋友!”尼古拉夸张地张开双臂,但并没有真的拥抱他,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你看起来像是刚从古拉格劳改营里放出来一样。怎么,暖气又停了?”
德米特里顾不上寒暄,急切地说“尼古拉,我的自行车丢了。但我不是来求你找车的,我是来求你保命的。昨晚有个东西敲我的门。”
尼古拉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他警惕地看了看四周,把德米特里拉进他的“吉尔”牌轿车里。车里暖风开得很足,混合着皮革和烟草的味道。
“你报警了吗?”尼古拉厉声问道。
“没有!我誓!我知道规矩。”
尼古拉松了一口气,点了一根烟“没报警就好。如果你报警了,现在坐在这里的就不是你,而是你的档案了。听着,德米特里,在这个城市,丢辆自行车不算什么。但如果你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那就完了。”
“‘他们’是谁?”
尼古拉没有回答,而是动了车子“我带你去个地方。别问为什么,如果你还想要你的车,或者你的命的话。”
车子没有开往派出所,而是驶向了城市的边缘,那个被称为“列宁斯基区”的贫民窟与黑市交汇地带。这里是新西伯利亚的盲肠,充满了污水、腐烂的卷心菜味和绝望的气息。
车子停在一间破旧的木板房前。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全苏自行车零件回收站”。
“进去吧,”尼古拉说,“找一个叫‘独眼谢廖沙’的人。提我的名字。如果他在,你的车就在。如果他不在……”尼古拉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那就忘了这件事,回家等着民兵来查水表吧。”
德米特里颤抖着走进那间木板房。屋里堆满了拆解的自行车零件,像是一座金属坟场。在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只有一只眼睛的男人,那只眼睛像鹰一样锐利,另一只眼睛的位置只有一个黑乎乎的窟窿。
“尼古拉让你来的?”独眼谢廖沙的声音像砂纸摩擦。
“是……是的。我的车丢了,英国三枪牌……”
谢廖沙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金牙“哦,那辆车啊。昨晚刚到的货,成色不错。但是你知道规矩,波波夫同志。在这个国家,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免费的自行车。”
“我……我可以付钱,或者给你工业券……”德米特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
谢廖沙大笑起来,笑声在屋里回荡,像是有无数个鬼魂在附和“钱?工业券?那些纸片子连擦屁股都嫌硬!我要的是——指标。”
“什么指标?”
“你的邻居,那个彼得罗夫,他不是失踪了吗?他的‘居住权’指标空出来了。把他的指标转让给我,车归你。”
德米特里感到一阵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在苏联,人不是人,是资源。居住权、工作权、甚至生存权,都是可以被分配、被交易的指标。彼得罗夫还没死,或者说还没被官方宣布死亡,他的指标就已经成了商品。